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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生在進入攝影棚工作之前，拿起一支菸在寫字檯上搓松後，連抽幾口，開始工作。他是我認識的煙友中最早表示要戒菸的人。那是一九三三年，他在煙上寫了“戒菸誓言”，年、月、日，簽上名，把煙放在寫字檯上面的架子上，向公眾表示決心。可是，一個多月之後，他在結束《都會的早晨》最後一場戲時，眼睛實在張不開了，他破了戒，用這支已發黴的煙，催生了《都會的早晨》。
胡愈之老人則是最節約火柴的了。他每天點燃了第一支菸，以後的煙就一支支接下去了。一九八三年我找他為潘漢年的紀念集組稿，一個多小時中，只看到他抽兩支菸，他雖然沒有戒，也已自我大壓縮了。
也有的人狠命連抽幾口，用力吞到肚裡，然後透一口大氣吐出一圈霧，那是剛從牢獄放出來的囚犯；有的則輕輕抽兩口便把煙扔了，那是闊人家的少奶奶或小姐。總之，千姿百態，各顯風騷。
但“三面紅旗”漫卷時期，既捲走了糧食，也把菸葉捲走了。除了“特供”外，眾菸民只好學習神農嘗百草，那時的菸葉大多像是樹葉烘乾製成的。“反右”時期，我因從右網漏走，但貶罪仍難逃，我被送到農村長期安家落戶，住在一位貧農家裡，他卻正好在“割尾巴”之前自留地種了一批菸葉，孫師毅給我畫了一隻木製手工捲菸機，解決了幾個菸民的大問題。後來在農村沒有飯吃，我們又不會挖野菜，剝樹皮，只好全體回京，我忽然發現北京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那是舊日上海癟三、叫化子的行當，花名叫“捉蟋蟀”，在一根約三尺來長的小竹竿上，紮上一根針，見到菸屁股便一戳，菸頭就帶上來了。在王府井我見到不止三兩個人在“捉”。在一個國際宴會上，我又見到一位高幹夫人把菸灰碟中的菸頭用小手絹包起來放進漂亮的小提袋中。
就在那個吃飯、抽菸都極困難的日子裡，忽然傳來一個好訊息，政府發出兩百萬美元向國外購進香菸過濾嘴以便生產高階煙。
“文革”中，我又遭逢了抽菸困境。我的小兒子跟我一起掃地出門到農村的大“牛棚”，他偷偷地給我買來一條“大前門”，連長獲悉大喜，馬上召開一個階級鬥爭大會。“大前門”當然被沒收，但有位造反小頭頭卻給我買來“紅牡丹”，我出錢，他請我抽菸，每一包煙我可以抽到十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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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民滄桑錄（2）
因為長期睡在溼地上，我的病歷又添兩種，氣喘和肺氣腫，我被批准來京治病。這時特別是抽菸時便猛咳。經過幾次試驗，我決定戒菸了。戒菸使我嚐到甜頭之後，我逢到煙友便勸他戒菸。但這勸人戒菸的事太困難了。
“文革”收攤，我辦離休到港。在街上，在公共場合，抽菸的人明顯是少了，報紙禁止刊登香菸廣告，而報上又有勸人借錢的廣告說： “借錢易過借火”，這也說明抽菸的人是少了。但我卻不相信香港人對 “政府忠告市民，吸菸有害健康”和“吸菸可以致癌”這兩句口號居然那麼順從，我確信有一句“吸菸可引致性無能”更具有巨大的威力。
這幾年，我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看到的景況，對菸民們的神仙日子似乎有日薄西山之感，到處都在禁止吸菸。大韓飛機的洗手間也有一塊小牌子：“吸菸可罰2000美元”。洗手間外一個陰暗的角落，有個豔裝少婦萎萎縮縮在偷偷地抽菸，看到我在注意她，眼露驚慌之色，連忙熄煙逃竄。
當我回到祖國踏進家門，院子裡停著一輛三輪平板車，旁邊四五位青年電工正在吞雲吐霧，好一個飄飄欲仙的美景。原來這裡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一瞭解，我國菸民已經吐故納新，現在是新生代在支援菸民人口的記錄，據說至今仍不少於三億。
在我的家族近百口人中，至今只有一人仍在抽菸。我說：“你也該考慮戒菸了吧？”他說：“對！”然後問我是哪一年開始抽菸哪一年戒的，我告訴了他。他屈指一算，臉現笑容：“我一定向你學習！你抽菸六十三年，我連三十年也不到呢。”我說：“也好，你再抽三十三年吧。” 不久前，一位法國學者對抽菸問題有個新的見解，他認為抽菸既能使國家增加大量稅收，又支援菸農和工人就業，更可解決人口膨脹的問題，對老人也可早日解除他們的痛苦。其實菸民們也可以算是“曲線愛國”吧。
前幾年，港府曾經給囚犯發煙，不知是否也有此含意。
夏公骨灰在撒入錢塘江時，謝晉隨後撒下一些黃花和中華煙，他是學電影《巴山夜雨》中一位老媽媽給“文革”中被整死在川江的兒子撒下他生前愛吃的棗子。但夏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