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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那位山東時代的學生藍蘋 （現在叫江青），來到重慶，孫師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張照片，——是她和丈夫手抱小女兒的照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很少聽孫師毅談到此事。有一次他約我寫一段《電通》畫報創刊的祝詞，我送稿子給他時，他正在挑選藍蘋的大照片準備做封面。
抗戰結束，我去昆明、仰光、新加坡。後來，我到香港時，他已經在港了。那時，他的離居的妻子蘭蘭也從臺灣來到香港。潘漢年看著我大笑一通：“說到曹操，曹操就到。這件事只好由你來斡旋了。”然而，費了好多唇舌，這對破裂的夫妻終是無法彌縫。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他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相邀我參加編電影副刊，那時我在忙著其他的事，未能應命。但是我還是經常在他客居的旅館中，兩人望著窗外“陡峭”的雪廠街上的汽車，暢談著一串串的夢想，就像窗外一串串從山上滾下來的汽車一樣。
追憶孫師毅（2）
廣州解放後，我終於離開了香港。因為歐陽山和章泯鼓動我籌建珠江電影廠，我常到香港去了解一些情況，有兩三次他和我一同回到廣州，那時我知道他在策反國民黨一個單位起義。
這個策劃沒有成功；接著因言論問題，他被港英當局抄家，他離開了《文匯報》，辦了一個企業公司，也失敗了。從此滿懷抑鬱，為了求得短暫的精神解脫，不良嗜好緊緊地纏住他。
朋友都陸續走了，他原想建立一點貢獻然後回來，現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流落香港。直到周恩來同志發現這情況之後，才指示迅速把他召到北京。
一九五七年，正當反右運動白熱化時期，他來到了北京。孫師毅平安渡過這個可怕的災難。
他被招待住進新僑飯店，一住年餘。他多次要求工作，周恩來勸他多休息一些日子，先熟悉環境，多瞭解些情況，然後再工作。在孫住新僑期間，周恩來一有空，或者在等待接見外賓的空隙，有時在深夜，不止十餘次去看他，有時一談數小時，甚至要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只是因為警衛員從保衛工作的角度加以阻止。
啊，人民的好總理！孫師毅何功何能？！ 他只不過在井岡山時期，在武漢時期，在重慶時期替黨做了一星半點好事，然而，在總理的腦裡卻永遠也不磨滅。
孫師毅是一個有名的“計劃家”。一九五八年他到電影資料館當顧問的同時，我也下放到“三條驢腿”的遵化，我雖然和一位書記說我不願意過沒有電燈的共產主義社會，但我透過孫師毅的“顧問”還是幫他們做了一些事，又為他們搞起一個幾百盞燈的小發電廠。
如果不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孫師毅分配到中國電影資料館工作是適得其所的。這個人作為一個電影史學家是無可非議的。他有十幾箱“文化檔案”，朋友們開玩笑說你給孫師毅寫一張條子，他也存入檔案了；他的腦子就是一隻大檔案櫃。某年《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李進的仙人洞照片，附著毛澤東的詩。人們都在猜測此李進是何許人，孫師毅馬上就舉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老師有這種積累資料檔案的習慣，他的學生當然是熟知的。江青費很大氣力在上海查抄銷燬她過去的歷史資料。孫師毅家裡這類資料當然不會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別徹底。學生對他的恩寵是嚴格審查；他的嚴重的心臟病對她說來，正是一件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在他彌留的時刻，他問妻子：“阿唐會來嗎？” 這時候，我正在上鬥爭的第一課，我也不知什麼人在耳邊嗡嗡叫，我只顧點頭哈腰，我只祈禱有誰吼一聲：“滾下去！”
握著一隻冰涼的手，我想著青年時代的惡作劇：在我和他抄寫東西時，學了一點他的筆法，特別是他的簽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門上留了一個字條，“孫師毅到此一遊”，引起他們吵了一架。——這是我欠他的。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誇言我的墓誌銘非他寫不可。但是他卻先走了。就此互相抵銷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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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處的日子（1）
我和金焰熟悉起來，是以一篇罵他的文章作為敲門磚的。
我之成為影迷，是從二十歲才開始的。一經入迷，就迷得不可收拾。我那時候看電影，就和現在國外在舉辦的什麼《某人電影回顧展》一樣，我專挑選某人主演的影片，一部一部地趕著看，哪怕是在遠郊區，我也無一漏去。我首先是看阮玲玉的，其次是看金焰的，他們有不少是合演的，碰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