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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就更多出現了。
二、“五卅”示威被捕
在南京路上的“飛行###”,有過大損失,也有安然收兵,喊幾句口號,一開始就散了,四邊都是大公司商店,人群擁雜,紅頭阿三再高大也看不出誰是誰非。到五月尾,上得山多終遇虎,這次是“五卅”,必須到楊樹浦工人區示威。可是當我到達集合地點,腳下尚未站穩,威未示出,號未出口,領子已被一隻大手抓住,還是印度阿三,路旁排著幾輛黑色囚車,滿載而歸。
我們這一車人在看守所卸下時,那間臨時大牢已經有七八十號人了。突然有人喊了一聲:“彭康也來了!”只見一個高大的人,昂首闊步,被押上大樓梯,此時,全監響起了雄壯的《國際歌》,歌聲震盪著整座監獄,彭康的腳步也似乎在為歌聲拍板。
在牢獄中示威竟是最安全的,那些在一旁觀看的巡捕、紅頭阿三也傻了,他們也不想把這些示威者趕出去。
上法庭了。那時我既不會說上海話,也不會說普通話,在海船上半個月向一位同船的四川人學了幾句川話,在法庭上也用不上,我只能一問三搖頭,有時說一句法官聽不懂的潮州話,於是從被告欄裡被趕下來,有人寫個條子告訴我:判決關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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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左聯的日子”(2)
我被送進提籃橋監獄,剃光頭、洗大澡、換新衣,關進了一個三四米左右的鐵欄“籠”裡,同住的人叫左戈,從名字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在地板上剛坐下,飯就送來了:是一隻又窄又高的薄鐵飯盒,這伙食比我在外面的好多了。據左戈介紹,飯是紅米加油蒸,菜是一塊紅燒肉、滷魚、燜蠶豆、青菜,每天一換,四天一轉。
左戈先教我聽上海話,然後向我宣傳革命。他對彭康被捕,起初認為大人物不應如此輕易犧牲,他又說要革命就會有犧牲,似乎是天經地義,義不容辭。
三、坐監六個月出獄
六月很快就來到。我的上海話可以和他對答如流了。他千叮萬囑我絕不可以立刻就到機關或熟人家裡去,要注意身後有沒有人盯梢:為了保護同志,也為了保護自己,免得馬上又回到原地——監獄。
我沒有去“左聯”機關,我在南京路躑躅,入夜,我到北四路坐在一位同鄉的靠街大梯口,深夜的冷風把我一層層地吹上去。第二天睡了一個上午,下午到光華書局去投信給潘漢年,第四天我便和他接上了頭。他叫我不要到“左聯”去了,又吩咐尹五在四川裡為我租一個亭子間,接轉檔案、宣傳品。(柔石所住的一個樓下,是我每天必經的地方,我們在他家裡偶然一次相遇;在你進入電影領域之後,我們又有一次在胡考的編輯室意外的邂逅。此後便各自走各人的羊腸小道或者是獨木橋,但是我們總是互相呼應著,我知道你的來蹤,你知道我的去影。)柔石被捕,潘漢年叫我丟下東西離開,這一年,我換了四五個住處。你在與潘失去聯絡的同時,我也和他斷了聯絡,他本來想帶我去蘇區的,後來說交通有麻煩便吹了。
這時候我住在一位同鄉鄭應時處,他是鄭正秋的親人,也是蔡楚生的同鄉,於是我便獲得一些電影訊息,我把它寫給袁殊的《文藝新聞》,他很高興,我也不時去《文藝新聞》坐坐,但我沒有遇到你。
我在逛舊書店時買到一本英文《電影小辭典》,我試著翻譯一些寄給一本小刊物叫《銀幕週報》,被採用了。這就鼓起我寫作的勇氣。時報闢電影版,柯靈、塵無和我大概是最早一批為它寫稿的人,可能是出版的第二天,我以“抗戰意識”嚴厲批評劉別謙的《深閨夢裡人》是一部和平主義的影片,當時這部片因為技巧高超,是很吸引人的。其後又評過一部片,於是我便獲得一頂影評人的桂冠,但從此我卻不敢寫影評了。你恐怕也被懵住了,一九四七年在香港為《華商報》組成 “七人影評”時,卻把我拉進了。七人:夏衍、於伶、洪遒、華嘉、韓北屏、陳殘雲和我,我卻總是請假溜號。解放後在北京,鍾惦和鳳子搞影評小組又邀我參加,我仍藉故婉辭了。不過,我卻歪打正著,我們在這被稱為黑暗的電影圈又碰上了。
四、辣面書生 若隱若現
我想提一位被你封為“辣面書生”的孫師毅,除了左聯之外,他的名字總在你的許多活動中跳躍:在你被牽入袁殊、王瑩事件;在你與潘漢年的會見中;在“怪西人”事件中;在你的“隱居”時期中…… 他都若隱若現。潘“失蹤”後,有一天,他約我幫他抄寫一些東西,說是潘的好友姓周的要的。我當然馬上就答應了,他在爵祿飯店(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