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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理智的抽象之表現為羅馬帝國的世界史原則。
但在更高政治領域中出現的長子世襲權連同不可讓與的宗族財產，卻不是一種任性，而是從國家理念中產生出來的必然結果。
補充（遺囑）在羅馬早期，父親可以剝奪其子女的繼承權，如同他可以把他們殺死一樣。後來，他再不許這樣做了。人們總想把不合乎倫理的東西同它的倫理化之間的這種不徹底性建成一種體系。堅持這種不徹底性就是德國繼承法所以是煩難和錯誤的原因。立遺囑當然是容許的，但是我們的觀點應該是，這種任性的權利必須隨著家庭成員的分散和疏遠而產生或擴大；其次，用遺囑造成的所謂友誼家庭，只有在缺乏婚姻所組成的較親近的家庭和缺乏子女時，才能成立。遺囑一般是跟那些令人生厭和惹人不快的事聯絡著的，因為在遺囑中我總是宣佈哪些人是我所寵愛的。然而寵愛是任性的，它可用這種或那種不光彩的手法獲得，也可能同這種或那種愚蠢的理由相聯結，此外，被指定為繼承人的人可能因此被要求去做最卑鄙齷齪的事。在英國，異想天開的事屢見不鮮，而與遺囑相關的愚蠢想法更是層出不窮。
從家庭向市民社會的過渡家庭自然而然地和本質地透過人格的原則分成多數家庭，這些家庭一般都以獨立的具體的人自居，因而相互見外地對待著。換句話說，由於家庭還是在它的概念中的倫理理念，所以結合在家庭的統一中的各個環節必須從概念中分離出來而成為獨立的實在性。這就是差別的階段。首先抽象地說，這種情況提供特殊性的規定，誠然這種特殊性與普遍性有關，不過普遍性是基礎，儘管還只是內部的基礎；因此，普遍性只是在作為它的形式的特殊性中假象地映現出來。所以，這種反思關係首先顯示為倫理的喪失，換句話說，由於倫理作為本質必然假象地映現出來，所以這一反思關係就構成了倫理性的東西的現象界，即市民社會。
附釋家庭的擴大，作為它向另一個原則的過渡，在實存中，有時是家庭的平靜擴大而成為民眾，即民族，所以民族是出於共同的自然淵源的，有時分散的家庭團體透過霸道者的暴力或出於自願而集合在一起，自願結合是由於相互需要和相互滿足這些需要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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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論婚姻、家庭與子女（9）
補充（作為特殊性的領域的社會）這裡，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獨立性為出發點，從這一觀點看，倫理看來是喪失了，因為對意識說來，最初的東西、神的東西和義務的淵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但是，現在卻出現了這樣的關係，即特殊物對我說來應當成為最初規定者，從而倫理性的規定也就被揚棄了。其實，這不過是我的錯誤，因為在我信以為堅持著特殊物的時候，聯絡的必然性和普遍物依舊是最初的和本質的東西。所以我終究還是在假象的階段上，並且當我的特殊性對我說來還是規定者、即還是目的的時候，我也正因此而為普遍性服務，正是這種普遍性歸根結底支配著我。
節選自《法哲學原理》，第175196頁，範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第十講 家庭的悲劇（1）
［俄］赫爾岑
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國哲學家，作家，革命家，1812年生於莫斯科一個富裕的官僚貴族家庭。赫爾岑少年時代受十二月黨人影響，立志反對沙皇專制制度。1829年秋進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數理科學習。學習期間，他和朋友奧加遼夫一起組織政治小組，研究社會政治問題，宣傳空想社會主義和共和政體思想。1833年大學畢業後，曾計劃出版宣傳革命思想的刊物，因1834年被捕入獄未實現。1835年，他以“對社會有極大危險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戰鬥。從18421847年，他發表了一系列哲學著作。1847年3月，赫爾岑攜家來到法國。10月，他趕到爆發民族獨立運動的義大利。當他在羅馬聽到法國1848年2月革命訊息後，又日夜兼程趕回巴黎。他的革命活動招致反動勢力進一步迫害。法國政府搜捕他，沙皇政府不讓他回國。1849年他來到日內瓦，全家加入瑞士國籍。1852年他僑居倫敦，創辦《北極星》、《鐘聲》等革命刊物，刊物透過各種渠道傳入俄國，對俄國的革命運動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期間，他還寫成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是世界文學中的精品之一。1870年1月21日赫爾岑病逝於巴黎。
【編者按：一個所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