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110年的中國變革

第9部分 (第2/4頁)

中瑟瑟顫抖的中國人是在為周恩來本人還是為自己長期抑鬱的情緒而淚留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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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代（1）

儘管在表面上，在過去7年裡*惟一的頭銜僅僅是國家橋牌協會名譽主席，他也成功地實現了1985年接受邁克·*採訪時的允諾：“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這會有助於實現現行政策的連續性。”但他的死依舊帶有某種突然性。他令人遺憾地錯過了4個月後的回收香港的歷史性時刻，他也沒有看到他的接班人*在即將召開的十五大上更激烈的改革舉措，還有2000年的小康目標的實現……

當然，更深刻的原因是，人們永遠不能習慣於偉大人物的逝世。儘管他已經93歲了，可在大多人的印象中，一個能夠領導世界1/5的人口走出混亂、貧窮的悲慘境況的人足以永垂不朽，更何況他在88歲時依舊可以進行“南巡”。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幾乎完全離開了公共視線，但關於他的健康狀況的流言仍強勁地影響著香港與臺灣的股票市場。

當*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訊息最終被確認時，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應值得理解。當他與其同伴在1949年指揮百萬大軍進行渡江戰役時，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爾、麥克·阿瑟、蒙哥馬利少數幾位指揮過如此龐大的軍隊；當他在1956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時，世界的政治舞臺被毛澤東、赫魯曉夫、艾森豪威爾、卡斯特羅、戴高樂、丘吉爾、阿登納、尼赫魯這樣的人物控制著；當他在1978年復出後，他與里根、撒切爾、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並比戈爾巴喬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國式的“新思維”，他有足夠理由說69歲當選總統的里根很年輕；而當他去世時，嬰兒潮一代的克林頓、布萊爾、施羅德成為新世界的三架馬車，更老一些的葉利欽與希拉剋似乎也與舊傳統相去深遠，他們根本不屬於由二戰與冷戰締造的令人恐懼卻不無悲壯的偉大政治人物傳統。

在更普遍的意義上，世界各國對於*的悼念超越了慣常的外交辭令，儘管對於傑出人物的評價常常侷限於那幾個名詞與形容詞，*卻還原了這些詞彙的本來的莊嚴面目。科菲·安南說他“不但在自己的國家，而且在國際社會，將作為中國現代化和生機勃勃的經濟發展的主要設計師而受到人們的懷念”；克林頓稱“中國今天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鄧先生決定使他的國家對外部世界開放”；葉利欽說他是“使偉大而古老的國家面貌發生歷史性轉變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設計師”；奧爾布賴特在與英國外交大臣裡夫金德會談時得知這一訊息後說，他是一位歷史性人物；即將離開香港的彭定康與奧爾布賴特作出了類似的判斷；科爾在一份宣告中說他“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金正日以典型的社會主義語氣稱他的功績“永放光芒”；卡斯特羅則呼應為“對建設和鞏固中國社會主義做出了寶貴貢獻”。烏克蘭總理拉扎連科的弔唁之詞兼具了所有評價：“我們生活在大變革時代。許多領袖出現在國際舞臺，而離去時未能在社會歷史上留下明顯的足跡。有些能對某些國家的發展程序產生影響。但只有極少數特別傑出的、非凡的人物不僅能改變偉大民族的歷史程序，而且能改變當今整個世界的歷史程序。*就是這樣的偉大領袖。”

對*的悼念在2月25日迎來了高潮。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有一萬人參加的追悼會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喪委員會主席*在演講中幾次因過度激動而啜泣不已。大約有3　000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車站的大螢幕前，至少肅立著500人，他們耳邊還傳來高音量的汽笛鳴叫聲——全國各地的車船與工廠的汽笛全被拉響了。很多街道呈現出與忙碌的90年代截然的空曠感，路透社記者寫道：“許多商店關門，只有少量騎車者、計程車和公共汽車在空蕩蕩的大街上行駛。”

鄧小平時代（2）

在過去的一週裡，幾乎中國的所有報紙、雜誌都以黑色作為設計的主色調，並刊登新華社長達5　000字的統一悼文。很多媒體力圖捕捉鄧的逝世所投射在中國歷史中的隱喻，在經歷各種朝代更替的漫長歲月中，領袖的病逝總是帶來某種變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導致動盪。

經歷過*的中國人會在24日清晨的長安街上想起周恩來逝世時的類似場景，儘管它已不復有21年前的過於悲愴的氣氛；而政治分析家則傾向於聯想到1976年9月9日的毛澤東的去世，因為他們認為鄧與毛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更為匹配。倘若以長遠的眼光看待，*從屬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