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第18部分 (第3/4頁)

衝了進來，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聲：‘根據全俄非常委員會的決定，逮捕在場的全部人！’”

逮捕名流對高爾基不啻晴天霹靂。名流響應他的號召，走出隱避角落，現在通通被投入監獄，彷彿他做了圈套誘他們往裡鑽。1922年被驅逐出境的社會革命黨領袖庫斯科娃後來回憶道，高爾基一聽說要逮捕委員會中的名流，立即趕往她家，面無人色，勸她趕快逃走。但她往哪兒逃？只能束手就擒。為了營救被捕的人高爾基找遍了布林什維克領袖們，但毫無結果，“徒勞無益地奔忙”。高爾基懷著滿腹怨氣，1921年10月16日離開俄國，到國外“療養”。

高爾基臨行前同列寧達成默契：他除在國外療養外，還盡力密切蘇維埃政權同西方知識分子的關係，當前首要任務是為災區募捐。列寧12月6日致高爾基的信便是提醒他別忘了他們之間的默契：“大家要我寫信給您，問您是不是能給肖伯納寫封信，讓他到美國去一趟，再給威爾斯寫封信，據說他目前在美國。請他們兩人協助我們進行救濟饑民的募捐工作。”列寧知道解散饑荒救濟委員會對高爾基是沉重打擊，促使他憤然出國，而他在國外對布林什維克還相當有用，想用資助方式緩和他同蘇維埃政權的關係。列寧12月12日給“維·米·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便是緩和關係的一個步驟：“克列斯廷斯基寫信對我說，高爾基離開里加時囊空如洗，他把希望寄託在從斯托莫尼亞科夫那裡得到一筆稿費上。克列斯廷斯基認為，必須把高爾基列入由黨或蘇維埃負擔醫療費用到國外去就醫的同志裡面。我提議由政治局提出建議，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爾基列入這類同志之中，並檢查一下，務使他得到必要的醫療費用。列寧。”沒料到高爾基不想依賴布林什維克，不想同他們關係過密而失去自己的獨立性，拒絕接受他們的資助。高爾基的妻子安德列耶娃給列寧寫信說，儘管“高爾基囊空如洗”，“但他不接受資助或借貸”。看來高爾基的怨氣未消，不久便做出讓列寧大為惱火的事。1922年夏天，高爾基在法國聽到布林什維克準備審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訊息，極為震驚，想阻止審訊。高爾基並不贊成社會革命黨的綱領，這也是導致他同第一個妻子彼什科娃分手的原因之一。但他反對從肉體上消滅同布林什維克政見不同甚至公開反對他們的知識分子——社會革命黨成員。他寫信給在西方知識界享有盛名的法國作家法朗士，把審判說成是準備“殺害那些曾經真誠為俄國人民解放事業服務的人”，要求他進行干預，向蘇維埃政府“指出這種罪行是不能容忍的”。寫這封信的兩天前他還給代替列寧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李可夫寫了一封信：

藍英年：高爾基出國（4）

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

如果審訊社會革命黨人將以殺人告終——這將是有預謀的殺人——最卑鄙的殺人。

我請您把我的意見轉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我希望我的意見不致讓您驚訝，因為您清楚在革命全過程中我上千次向蘇維埃政權指出，在我們的不開化的文盲國家裡消滅知識分子是喪失理智的罪行。今天我相信，如果社會革命黨人被殺害——這種罪行將在社會主義歐洲引起震驚。他們將對俄國進行道德封鎖。

果不其然，審訊在歐洲引起極大震動，許多著名社會學家向蘇維埃政府提出抗議，第二國際和維也納國際要求派代表列席審判會。高爾基仍不甘休，把致法朗士的信列印兩份，一份寄給《社會主義通報》，於7月3日發表，另一份寄往莫斯科。正在哥爾克養病的列寧讀了高爾基的信怒不可遏，9月7日給正在國外處理共產國際事務的布哈林寫信：“我讀了（在《社會主義通報》上）高爾基那封惡劣的信。本想在報刊上罵他一頓（關於社會革命黨人的事），但又考慮，這樣做可能有點過火，應該商量一下。也許，您常見到他，同他交談吧？請把您的看法寫信告訴我。”列寧知道高爾基在歐洲知識界享有崇高威望，不願意失去這樣的朋友，所以沒有公開罵他。但他們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高爾基需要出國療養，很多布林什維克領袖同樣需要出國療養，這不是高爾基1921年出國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為同個別領導人關係的惡化，而是在文化和革命問題上同布林什維克存在著重大分歧。分歧隨著革命的發展越來越大，最終迫使高爾基出國。揭示出高爾基出國的真正原因必然損害已經程式化的高爾基的形象，但是否同樣損害真實的高爾基的形象呢？我看未必。

（原載《文匯讀書週報》199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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