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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句。愛倫堡沒刪，他只記下當時的情景，決無用兒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愛倫堡把文學史上從未提到過的作家介紹給讀者，並說出自己對他們的看法。帕斯捷爾納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國天才的詩人。今天已成為俄國詩壇雙子星座的女詩人阿赫瑪託娃和茨維塔耶娃的名字也是在回憶錄中第一次出現的。讀者從書中第一次知道俄國和歐洲許多著名作家、詩人和畫家的名字，如曼德爾施塔姆、沃洛申、安德烈·別雷、巴別爾、梅耶霍德、法爾克、馬蒂斯和夏加爾等。對文學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和法捷耶夫，愛倫堡也談到他們鮮為人知的一面。馬雅可夫斯基喜愛帕斯捷爾納克的詩。馬雅可夫斯基###抒情詩，可他最好的作品卻是抒情詩《關於這個》。他自殺同自尊心太強、臉皮太薄有關，不應老從政治方面找原因。葉賽寧的詩歌打動人，因為他是天生的詩人，如同自古夜鶯歌唱能打動人一樣，用不著用雀形目鳥類喉頭的構造來解釋。愛倫堡寫了一個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嚴守紀律的黨員，從不同圈子內的人談心，卻對非黨人士愛倫堡稍稍敞開心扉。法捷耶夫內心充滿矛盾和痛苦。他對斯大林又愛又怕，堅決執行斯大林的意志，卻往往違背自己的意志。他認為《青年近衛軍》不能改寫，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寫了，知道“已經不是那本書了”。他喜歡格羅斯曼的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但斯大林不喜歡這本書，他不得不在報紙上嚴厲批評格羅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寫作，抱怨社會工作太多，但又捨不得放棄作協領導人的位置。愛倫堡寫道：“……他做這些工作並非迫不得已，而是樂於為之。當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職務時，他感到的不是輕鬆，而是懊惱。”法捷耶夫自殺後，人們紛紛猜測原因，愛倫堡寫道：“嚴冬尚未過去的時候，他頂住了；而當人們露出笑容的時候，他開始考慮經歷過的事和寫出來的東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無遺，發動機就在這時出了故障。”這段話晦澀難懂，不如他回答讀者的信寫得明白：斯大林死後，法捷耶夫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發現是一條可怕的錯誤的道路，再活下去已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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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愛倫堡的回憶與反思——《人·歲月·生活》中譯本序（3）
個別段落寫得晦澀是回憶錄的一個缺點。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紀60年代蘇聯還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尚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決議還未廢除，如聯共（布）中央《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個雜誌的決議》。還有很多人沒從個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維定勢中擺脫出來。愛倫堡對法捷耶夫的看法，特瓦爾多夫斯基便無法接受：“您寫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樣，我不能在我們刊物上刊登。理由當然是個人的，但編輯也是人啊。”像特瓦爾多夫斯基這樣開明的人思想仍遠未解放，更不用說其他人了。還有一個原因便是愛倫堡急於發表文章，寫了便要發表，不想為“存檔”而寫，不想為歷史留下證據。
回憶錄裡有這樣一段話：“一天，我到《訊息報》看一個編輯。他面如土色，勉強說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喪——因為熱愛基洛夫。痛苦中也攙雜著不安：是誰？為什麼？以後會怎樣？……”這段空泛的話未必會引起讀者的注意。發表後，《文學報》編輯訪問愛倫堡時，愛倫堡才告訴他“編輯”就是布哈林。愛倫堡同他單獨在一起時，布哈林對他說：“您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嗎？他現在想怎麼對付我們就能怎麼對付我們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補充道：“而且他還有道理。”接著布哈林請愛倫堡就這件事寫篇聲討的短文，但馬上又對他說：“不要寫了，回家去吧。這是件骯髒的事。”這說明布哈林馬上就明白是誰幹的和為什麼要這樣幹了。愛倫堡是布哈林的中學同學，一位沒有政治色彩的黨外人士，布哈林在極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對他說出心裡話，何況這期間他們見面不止一次。如果愛倫堡把布哈林說的話記下來存檔，對揭開“基洛夫遇害”的真相無疑會很有幫助。可惜他沒寫。
第六卷裡有一段極為重要的話也寫得十分晦澀，不解釋，讀者很難看得懂：“勢態不斷發展。2月對我是難關，我認為現在講述當時的感受為時尚早……我試圖抗爭。事情的解決不是我的信，而是命運。”這段話是談到1953年1月“醫生案件”時寫的，但讀者仍不明白為什麼2月對他是難關，什麼事不是他的信而是命運解決的。
這得從“醫生案件”談起。“醫生案件”是斯大林戰後大清洗的序幕，矛頭針對政治局委員們。被捕的醫生中有不少蘇聯猶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