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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寫的書，早已絕版，讀者已無法讀到他的書了。
巴爾多：我們熱愛他，懷念他，他教導我們善良。他用自己的故事和行為召喚人們做好事。我儲存著他的四封信，多麼善良的信啊。他在信中誇獎我的詩，向我表示感謝。他對我的詩評價很高。他是善良的人，可您兇狠。您哪兒來的那麼多的仇恨？清醒吧，利季婭，善良些吧。
利季婭：丘科夫斯基是不記仇的人。用不著您的四封信我也知道他對您的詩的看法。您的詩同他的詩毫無共同之處。他的詩來自民間文學，您的詩另有源頭。他客觀地評價您的詩，特別稱讚您朗誦詩的本領。他感謝您在他組織的兒童詩歌朗誦會上的朗誦。可您卻以怨報德。1930年在《文學報》上刊登的抨擊民間故事和丘科夫斯基的故事的公開信上有您的簽名。1944年抨擊丘科夫斯基的已經不是《文學報》而是《真理報》了，把他軍事題材的故事稱為“招搖撞騙者荒誕不經的鬼話”。他立即被召到作協，是為了保護他？不，我國作協從未保護過自己的會員。《真理報》說丘科夫斯基有意把用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下一代的任務庸俗化。作協主席團同樣嚴厲批評他。丘科夫斯基回家時我問他誰表現得最惡劣，他說巴爾多。
巴爾多：我不明白，難道就不能批評丘科夫斯基？我只批評了他一個故事。
利季婭：有人認為批評是科學，也有人認為是抒情詩，但1944年尤金在《真理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即作協主席團支援的那篇文章，最堅決支援的便是巴爾多，無論如何也無法稱為批評，而是官僚主義的通令。
作家出版社社長：這裡發生的事真駭人聽聞。她抱著敵對的態度到這裡來。巴爾多如此真誠地對她說了那麼多動人的話，她卻把反蘇言論強加給巴爾多。我們都被巴爾多的話打動，可她卻吹毛求疵。反蘇主義今天是全世界的反動旗幟，而持這種觀點的人便是反蘇分子。
利季婭：我早想弄清“蘇維埃式的”和“反蘇的”這兩個概念確切的含義了。這兩個概念變幻無常。比如很長一段時間寫告密信被看成是“蘇維埃式的”，很短一段時間為從地獄歸來的人安排工作是“蘇維埃式的”，而那些人正是被告密信送進監獄的。“蘇維埃式的”和“反蘇的”如此含混不清，變化無窮，就連您，社長同志，這方面的大行家，有時也會弄錯。1962年，您所領導的出版社接受了我寫1937年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那時你們認為這篇小說是十分“蘇維埃式的”，因為它揭發個人迷信。可幾個月後下了命令停止揭發個人迷信，我的小說又被否定了。你們馬上在書裡發現錯誤，小說已經不完全是“蘇維埃式的”了。現在小說在國外出版，便成為“反蘇的”了。
社長：您的小說從未被出版社接受。我們只預付您20％的稿酬（社長說這話時臉不紅，利季婭後悔沒當場用法律檔案戳穿他的謊言）。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對利季婭不過是藉口。她仇恨蘇聯人民，人民對她只是牲口。瞧這兒是怎麼寫的（社長翻《人民的憤怒》）：一按電鈕他們立即執行命令，政權藉助電鈕控制人民。這是明顯的反蘇言論，我們必須給予還擊。她這篇文章的結尾公開號召暴亂，威脅我們：人民起來造反，把我們通通掃除掉，可我們還在這兒開會討論。
（突然，社長出了什麼事，利季婭看不清楚，只見他一隻手捂住胸口。但她聽見大家說的話。有人說，社長，您別激動，您有心臟病，她不值得您激動。利季婭口袋裡裝著治療心肌梗塞的藥，但不敢遞給社長。有人說，您記住，用不著激動，我們是戰勝者的國家！我們拿下了柏林！何苦為一篇小文如此激動呢？）
藍英年：利季婭被開除出作協（4）
利季婭：用不著激動，社長同志，我的文章裡沒有號召暴亂的地方。我的文章不是號召暴亂，而是呼籲停止有意欺騙讀者的虛假宣傳。理事會書記斯特列赫寧同志，請您讀我文章的結尾。
（斯特列赫寧讀了，但剩下最後一句沒讀）
利季婭（喊道）：您沒讀完，請讀完最後一句。
斯特列赫寧讀道：這是我想要的嗎？不是。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這種結果。
大會發言結束，主持人讓利季婭發言。
利季婭（念發言稿）：幾分鐘之後，你們將一致把我開除出作協。我從作家行列轉入被開除的作家行列，這很痛心，因為作協裡有許多天才的和真誠的作家。但這也讓我感到榮幸，因為讓我想到在被開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瑪託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還有不久前加盟的索爾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