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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聽拉威爾的包列羅舞曲一面小便頗有些不可思議，恍惚覺得將永遠小便下去。
完成漫長的小便，感到自己好像徹底脫胎成了另一個人。我洗了洗手，對著變形鏡照罷自家嘴臉，返回桌旁喝啤灑。想吸支菸，這時才發覺那盒“百靈鳥”忘在了公寓廚房。便叫來男侍，買盒“七星”，討了火柴。
在這空蕩蕩的啤酒屋中。時間彷彿停止了腳步。實際上仍在一刻不停地移動。獅子繼續相對轉體180 度，時針已推進到3 點10分的位置。我注視著鍾針，臂肘支在桌面喝啤酒吸“七星”。無論怎麼想，眼盯鍾針打發時間都毫無意義可言。但我又想不出替代的好辦法。人們的大多數行動，都是以自己仍將生存下去這一點為前提的。倘若去掉這一前提，便所剩無幾。
我從衣袋掏出錢夾，逐一清點一遍：萬元鈔5 張，千元鈔數張。另一側衣袋裡，20張萬元鈔同回形針混在一起。除了現金，還有美國運通卡和維薩卡。另有銀行現金支票兩張。我把兩張現金支票折為四折扔進菸灰缸，橫豎已無用處。室內游泳池會員證、錄影帶出租店會員證和買咖啡豆時給的優惠券也同樣扔了。留下駕駛證後兩枚舊名片也一扔了之。菸灰缸中滿滿堆著我生活的殘骸。這樣，最後剩下來的便只有現金、信用卡和駕駛證。
時針指到了3 點半時，我欠身離座，付款出店。喝啤酒當中雨已差不多停了，便索性把傘留在傘筒內。徵兆不錯。雨過天晴，神清氣爽。去掉傘後，頓覺如釋重負。我很想移身別處，而且最好是人頭攢動的地方。我在索尼大廈那裡同阿拉伯遊客一起觀看一會一列列排開的電視畫面，然後下到地鐵，買了張丸之內線去新宿的車票。剛一入座，立時睡意襲來，等睜開眼睛，電車已駛進新宿站。
走出地鐵出站口時，想起來保管在行李寄存處的頭骨和模糊運算完畢的資料。雖然事到如今那玩藝兒已全無用場，而且沒帶取貨憑證，但反正無所事事，決定將其領出。我登上車站臺階，走到行李暫存處視窗，說取貨憑證弄丟了。
“仔細找過了？”男負責人問。
我說找得好苦。
“什麼樣的？”
“帶有耐克標記的藍色運動提包。”
“耐克標記是什麼樣的？”
我借用便箋和鉛筆，畫出如被壓得變形的弧形飛標樣的耐克標記，在上邊注以NlKE字樣。男負責人半信半疑地看罷，拿起便箋去貨架轉了一圈，片刻提著我的包折回。
“這個？”
“是的。”我說。
“可有什麼能證明你的住址和姓名？”
我遞過駕駛證，男子將其同提包上的標牌對比看了看。然後摘下標牌連同圓珠筆一起放在櫃檯，叫我簽名。我在標牌上籤了名，接過提包道聲謝謝。
東西自是成功地領出來了，但這帶有耐克標記的藍色運動包怎麼看都與我這身裝束格格不入。不可能提著耐克運動包同女孩去吃飯。買包替換倒不失為一計。問題是隻有大型旅行箱或保齡球箱那樣大的才容得下這頭骨。旅行箱太重，而若提保齡球箱，還不如索性提這耐克包要好得多。
如此思忖之間，終於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方法而言，恐怕還是租一輛小汽車把這包扔到後座上最為地道穩妥。這樣既無提包走路的麻煩，又無需顧慮它同衣服的諧調。如果可能，最好租氣度不凡的歐洲車。倒不是我對歐洲車情有獨鍾，但畢竟是我一生中相當特殊的一天，還是相應地乘坐情趣考究的車為好。生來至今，除了幾欲報廢的“大眾”或國產微型車，還沒開過別的。
我走進酒吧，借來按行業編排的電話號碼簿，用圓珠筆在新宿站附近的四間租車代理店的號碼處畫上記號，依序撥動電話。哪家代理店都沒有歐洲車。這種季節的星期天，一般都不會有車剩在店內，再說壓根就不備有進口車。四間店中，有兩間根本就沒剩下冠以“乘用車”字樣的車。另一間剩一輛本田思域。最後一間各剩一輛卡利那1800GT雙排噴射引擎車和馬克Ⅱ。服務檯的女子說都是新車，車內均有音響。我再懶得打電話，決定租那輛卡利那1800GT雙排噴射引擎車。其實怎麼都無所謂，本來我對車也沒有多大興致。甚至新型卡利那1800GT和馬克Ⅱ是何樣式都一無所知。
接著，去唱片店買了幾盒磁帶。有約尼·瑪蒂絲的最佳選曲、傑賓指揮的阿諾德·貝爾克的《淨夜》、肯尼·巴列爾的《週日暴風雨》、迪克·艾倫多的《大家的艾倫多》、多列巴·皮諾克的《勃蘭登堡協奏曲》和鮑勃·迪倫的包括《像一塊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