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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我說，“你解釋得非常妙。”
她莞爾一笑，手指摸著我的胸口。“不過，不僅僅如此。從理論上考慮，獨角獸免於滅絕的可能性只有一種。這是至為重要之點。可猜得出來？”
我雙手在胸口合攏，沉思了一兩分鐘。結論只有一個。
“沒有天敵。”我說。
“正確。”說著，她吻了一下我的唇。“那麼你假設一種沒有天敵的狀況。”
“首先要將活動場所隔絕開來，以防其他動物侵入。”我說，“譬如該地塊像柯南道爾《失去的世界》裡那樣高高隆起，或深深下陷，或者如外圍山那樣用高牆團團圍起。”
“妙！”她用食指在我心口窩砰砰敲著說道，“還真有在這種狀況下發現獨角獸頭骨的記載。”
我不由得屏住呼吸：不知不覺之間，談話正向核心逼近。
“是1917年在俄國戰線發現的，1917年9 月。”
“十月革命的前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克倫斯基內閣。”我說，“布林什維克起義前夕。”
“在烏克蘭戰線，一個俄軍士兵挖戰壕時發現的。他以為不過是牛或大鹿的骨頭，隨便扔在一邊。事情如果到此為止，那頭骨也就被埋葬在歷史的萬丈深淵之中。但碰巧指揮該部隊的大尉原來是彼得格勒大學的生物學研究生，於是他把頭骨帶回營房仔細察看。他發現這是一種迄今為止從未見過的動物頭骨，便馬上同彼得格勒大學的生物學主任教授聯絡，等待調查人員的到來。但沒有人來。這也難怪，當時的俄國已極度混亂，連糧食、彈藥和藥品都難以保證運到前線，而且到處爆發抗議活動，學校調查隊根本到不了前線。退一步說，即使到達前線，我想他們也幾乎沒時間進行現場勘查。因為俄軍節節清退，前線連連後撤，那個地方早已被德軍佔領。”
“大尉怎麼樣了？”
“那年11月，他被吊死在電線杆上。從烏克蘭到莫斯科電線杆齊刷刷一根連著一根，資產階級出身的軍官大多被吊在了上面。儘管他本人不過是絲毫沒有政治性的生物學專業的一個普通學生。”
我眼前浮現出俄羅斯平原上一字排開的電線杆分別吊著一個個軍官的情景。
“不過他在布林什維克即將掌握軍隊實權之前，已把頭骨交給一個將被轉移到後方的可以信賴的傷員。他跟傷員講定：如果能把頭骨送交給彼得格勒大學的某某教授，會得到一筆數目不小的酬金。但傷員得以從軍醫院出來帶著頭骨找到彼得格勒大學，已是轉年2 月的事了。當時大學已暫時關閉。學生們整天忙於革命，教授們大多被流放或逃亡，根本談不上辦大學。無奈，為日後換錢起見，他把頭骨連同包裝箱託付給在彼得格勒開馬具店的堂兄保管，自己從彼得格勒返回300 公里開外的故鄉。但不知什麼緣故，此人再未去彼得格勒，以至頭骨被長期遺忘在馬具店的倉庫裡默默長眠。
“頭骨再次得見天日已經到了1935年。彼得格勒更名為列寧格勒。列寧去世，托洛茨基被流放，斯大林掌權。列寧格勒已幾乎沒有人坐什麼馬車，馬具店老闆把店賣掉一半，用剩下的部分開了一間賣曲棍球用品的小店。”
“曲棍球？”我問，“30年代的蘇聯會流行曲棍球？”
“不知道，這裡是這麼寫的。不過列寧格勒在革命後也是比較時髦的地方，曲棍球之類人們還是打的吧？”
“也許。”
“反正清理倉庫時，他發現了1918年堂弟留下的箱子。開啟一看，見最上面有一封寫給彼得格勒大學某某教授的信，信上寫道由某某人捎去此物，望付給相應的報酬。不用說，馬具店老闆把箱子帶去大學——就是現在的列寧格勒大學——求見那位教授。但教授因是猶太人，在托洛茨基倒臺時被一起送去了西伯利亞。這麼著，馬具店老闆失去了可望領取酬金的物件，但即使將這塊莫名其妙的動物頭骨珍藏一輩子也得不到一分一文。於是找到另一位生物學教授，講了事情的原委，領了一點少得可憐的酬金，把頭骨放在學校回來了。”
“不管怎樣，經過18年頭骨總算來到了大學。”我說。
“再說，”她接著道，“那位教授把頭骨上上下下細細察看一番，結果得出的結論同年輕大尉18年前的看法完全一致——這頭骨同現存的任何動物頭骨都不相符，同可以設想一度存在過的任何動物頭骨也不一樣。頭骨的形狀最接近鹿，從顎的形態可以推斷為食草性有蹄類，而雙頰較之鹿則多少有些鼓脹。但與鹿差別最大的地方，主要在於額正中有一隻獨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