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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王奇怪地問:“為什麼?”
盲人們回答說:“因為說大象是一根圓柱的人最多。”
鏡面王愣了好久,最後哈哈大笑地說:“你們這些盲人,並沒有親眼看到大象,也不瞭解大象的全貌,卻在這裡爭論是非,真是可笑。可笑也就罷了,還搞什麼民主評議,更是讓人哭笑不得。”接著,他轉身看著那些誠惶誠恐的學者,說:“尤其讓我不可思議的是,你們這些學富五車的學者,那種自作聰明的模樣,和那些摸象的盲人又有什麼兩樣呢?”
只有一個答案是正確的,你要去找到它。但是,許多人沒有去尋找它,他們用自作聰明的方式、用爭論的方式、或者用某種政治手腕來證明自己是對的。盲人摸象的故事雖然荒唐,卻是現實的寫照。
你要看到大象的全貌。大象不是區域性的,它是整體的。管理學也不是區域性的,它也是整體的。人們普遍認為,管理學起源於19世紀末弗雷德裡克?泰勒手中的那隻秒錶,弗雷德裡克?泰勒也因此被稱為管理學之父。然而100多年來,從所有的管理學理論和案例中,我們一直都沒有看到一個整體的管理學體系。學者們研究管理學的方法,就像盲人摸象一樣可笑。
事實上,早在2400多年前,孔子的學生曾參在他的著作《大學》中,就已經給出了一個整體的管理學體系,被稱為“三綱八目”。“三綱”就是前面我們學過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至於“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曾參的學生、也就是孔子的孫子孔伋,也有一部著作流傳於世,名曰《中庸》。《中庸》的思想與大學之道一脈相承,所以,大學之道也被稱為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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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格”式化問題(1)
“格物致知”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說,它指的是人們進行科學研究的常用方法,即:邏輯推理。大約在晚清時期、也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傳入中國不久,當時的中國學者就把科學叫做“格致之學”。但這個說法在13世紀、也就是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500年前,就被明朝的大學者王陽明給否定了。
王陽明曾經像現在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一樣“格物”。據說,他“格物”是相當認真的,可是“格”來“格”去,他怎麼也找不到出路,竟然“格”得大病一場。後來,王陽明回憶從“格物”到發病、再到痊癒的整個過程,最後恍然大悟。於是,他終於大膽地否定了朱熹的說法,認為“格物致知”不是邏輯推理。他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即:“格去物慾,方能致知”。
朱熹是王陽明的前輩,他老人家曾經自作聰明地對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四書五經”進行了“格”式化的註解。從那以後,人們看到的孔子學說,其實就是朱熹版本的孔子學說。
我們知道,社會科學是專門研究人的學問。這門科學認為,人是社會的動物。這種說法也對,但它會讓我們的目光遠離自然,遠離老子、莊子、孔子、以及孔子的學生們當年所說的“道”。雖然社會科學也談到道德,但這種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來建立的“格”式化道德並不具有道德本來應該具有的自由、快樂和愛,恰恰相反,它讓人感到刻板、莫名其妙和壓抑。花兒是不可能按照這種道德來成長的,人也不可能。100多年前,人們之所以顛覆中國傳統文化,便是因為朱熹的這種“格”式化道德。
朱熹的“格”式化道德是“存天理,滅人慾”,達爾文主義的“格”式化道德卻是“人慾即天理”。一種“格”式化道德打敗了另一種“格”式化道德,卻讓孔子和洋溢著智慧的中國傳統文化背了黑鍋。
天理即真理也,即“道”也。從表面上看,朱熹“存天理,滅人慾”的哲學觀與王陽明的悟道並無不同,其實大有區別。朱熹的哲學是推理出來,王陽明的“道”是感悟出來的。在朱熹看來,天理與人慾無法並立,只有革盡人欲,才能復盡天理。在王陽明看來,雖然天理只有透過“格去物慾,方能致知”,但凡是符合天理的人慾無疑都是正當的。
所謂符合天理的人慾,其實是為了滿足生命成長的需要。你餓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它們是應該被滿足的。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所以“存天理,滅人慾”的理論本身就違背了天理。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朱熹的“格”式化道德為什麼會弄得天怒人怨。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但慾望不是,“人慾即天理”的理論混淆了需要與慾望之間的區別。慾望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