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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王奇怪地問：“為什麼？”
盲人們回答說：“因為說大象是一根圓柱的人最多。”
鏡面王愣了好久，最後哈哈大笑地說：“你們這些盲人，並沒有親眼看到大象，也不瞭解大象的全貌，卻在這裡爭論是非，真是可笑。可笑也就罷了，還搞什麼民主評議，更是讓人哭笑不得。”接著，他轉身看著那些誠惶誠恐的學者，說：“尤其讓我不可思議的是，你們這些學富五車的學者，那種自作聰明的模樣，和那些摸象的盲人又有什麼兩樣呢？”
只有一個答案是正確的，你要去找到它。但是，許多人沒有去尋找它，他們用自作聰明的方式、用爭論的方式、或者用某種政治手腕來證明自己是對的。盲人摸象的故事雖然荒唐，卻是現實的寫照。
你要看到大象的全貌。大象不是區域性的，它是整體的。管理學也不是區域性的，它也是整體的。人們普遍認為，管理學起源於19世紀末弗雷德裡克？泰勒手中的那隻秒錶，弗雷德裡克？泰勒也因此被稱為管理學之父。然而100多年來，從所有的管理學理論和案例中，我們一直都沒有看到一個整體的管理學體系。學者們研究管理學的方法，就像盲人摸象一樣可笑。
事實上，早在2400多年前，孔子的學生曾參在他的著作《大學》中，就已經給出了一個整體的管理學體系，被稱為“三綱八目”。“三綱”就是前面我們學過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至於“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曾參的學生、也就是孔子的孫子孔伋，也有一部著作流傳於世，名曰《中庸》。《中庸》的思想與大學之道一脈相承，所以，大學之道也被稱為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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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格”式化問題（1）
“格物致知”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說，它指的是人們進行科學研究的常用方法，即：邏輯推理。大約在晚清時期、也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傳入中國不久，當時的中國學者就把科學叫做“格致之學”。但這個說法在13世紀、也就是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500年前，就被明朝的大學者王陽明給否定了。
王陽明曾經像現在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一樣“格物”。據說，他“格物”是相當認真的，可是“格”來“格”去，他怎麼也找不到出路，竟然“格”得大病一場。後來，王陽明回憶從“格物”到發病、再到痊癒的整個過程，最後恍然大悟。於是，他終於大膽地否定了朱熹的說法，認為“格物致知”不是邏輯推理。他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即：“格去物慾，方能致知”。
朱熹是王陽明的前輩，他老人家曾經自作聰明地對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四書五經”進行了“格”式化的註解。從那以後，人們看到的孔子學說，其實就是朱熹版本的孔子學說。
我們知道，社會科學是專門研究人的學問。這門科學認為，人是社會的動物。這種說法也對，但它會讓我們的目光遠離自然，遠離老子、莊子、孔子、以及孔子的學生們當年所說的“道”。雖然社會科學也談到道德，但這種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來建立的“格”式化道德並不具有道德本來應該具有的自由、快樂和愛，恰恰相反，它讓人感到刻板、莫名其妙和壓抑。花兒是不可能按照這種道德來成長的，人也不可能。100多年前，人們之所以顛覆中國傳統文化，便是因為朱熹的這種“格”式化道德。
朱熹的“格”式化道德是“存天理，滅人慾”，達爾文主義的“格”式化道德卻是“人慾即天理”。一種“格”式化道德打敗了另一種“格”式化道德，卻讓孔子和洋溢著智慧的中國傳統文化背了黑鍋。
天理即真理也，即“道”也。從表面上看，朱熹“存天理，滅人慾”的哲學觀與王陽明的悟道並無不同，其實大有區別。朱熹的哲學是推理出來，王陽明的“道”是感悟出來的。在朱熹看來，天理與人慾無法並立，只有革盡人欲，才能復盡天理。在王陽明看來，雖然天理只有透過“格去物慾，方能致知”，但凡是符合天理的人慾無疑都是正當的。
所謂符合天理的人慾，其實是為了滿足生命成長的需要。你餓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它們是應該被滿足的。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所以“存天理，滅人慾”的理論本身就違背了天理。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朱熹的“格”式化道德為什麼會弄得天怒人怨。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但慾望不是，“人慾即天理”的理論混淆了需要與慾望之間的區別。慾望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