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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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商榷之處的原因之一。粟裕晚年談到華東戰史時說：“六十年代編寫華東戰史，因1958年對我進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對我所指揮的戰役橫加指責，做了許多不符合事實的評論和記載，而我這個當年華東戰場的戰役指揮者，卻一直沒有機會見到這些材料，更沒有機會談自己的看法。我覺得這不僅是個人問題，它關係到正確理解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正確總結華東解放戰爭的歷史。”北京大學教授茅海建與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劉統也指出：“自50年代後期起，解放軍的一些高階將領在政治上受到錯誤對待，他們的歷史功績逐漸成為研究的禁區。60年代的‘左’傾思想，更使革命軍事史上的傑出人物毛澤東被置於不恰當的位置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的研究人員遇到了困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強調實事求是，黨史、軍史研究在擺脫個人迷信和教條主義束縛上有很大進步，對不少問題進行了撥亂反正，恢復或接近了歷史本來面目。1984年2月粟裕去世，尤其是10年後的1994年12月，劉華清、張震代表軍委發表《追憶粟裕同志》一文，給粟裕1958年的所謂“罪狀”平反，並稱贊“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的光輝戰績，在戰役指揮上，粟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以後，他的部分歷史才漸漸地接近真實，但對他在軍史上的評價依然偏低，一些結論仍然經不起歷史的檢驗。1996年出版的某出版物仍然稱：“華野在陳毅領導下，在外線開展了沙土集戰役，隴海、平漢路破襲戰役，洛陽戰役，開封、睢杞戰役。”而事實是，平漢路破襲戰役時，陳毅已經離開華東野戰軍指揮機關，“先到華東野戰軍後方基地朝城檢查工作，再到晉冀魯豫中央局商談後勤供應問題，後來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員會和陝北中共中央彙報工作，直到1948年4月返回濮陽華東野戰軍駐地。在這段時間內，粟裕獨立地擔負起華東野戰軍西兵團和豫皖蘇解放區的領導指揮重任”；開封、睢杞戰役時，陳毅已經調任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由粟裕代理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戰役之前，毛澤東致電陳毅、粟裕等人，明確指出：“陳毅不參加此次作戰”，“粟裕全權指揮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縱之作戰，並指揮許（世友）、譚（震林）在津浦線上之配合作戰”。顯然，撰書者學術上的嚴肅性與嚴謹性是值得懷疑的。更為甚者，該書將粟裕與山東野戰軍主要領導人之間長時間爭論之後，在毛澤東明確支援下，才創造的七戰七捷之功也予以轉移。書中稱：“1946年內戰爆發不久，陳毅接受下屬建議，蘇中部隊不急於出擊淮南，而是在蘇中打幾個勝仗再出擊的建議。這就使蘇中的3萬部隊能利用蘇中解放區的有利條件，取得七戰七捷殲敵5萬人的大勝利。”

前言　軍史的發現與被淡化的名將（3）

人們的思維定勢是不易改變的。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歸納出黨史研究的九種現象，其一是以論閹史。史料是“足”，結論是“履”。如今還有一部分人削足適履，寧可閹割史實，也要緊抱陳舊乃至錯誤的結論不放。顯然，軍史研究也如此。對待粟裕，便是從他的大將軍銜逆推他的軍事才華，從他非野戰軍正式司令員的官銜逆推他的貢獻。即便如此，粟裕的發現也使人感覺有重寫軍史的必要。

###指出：“浩瀚而寶貴的歷史知識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嚮導。”而對待創造這些歷史的人物，後人應當實事求是書寫他們的歷史。不尊重歷史事實既是對自己民族文明的不尊重，也是對人類文明的不尊重。一個健康的民族，總要有勇氣面對歷史，一個人也是這樣。已經做下的事情，無論是對是錯，無論本人還是他的後人，都應該敢於直面，因為歷史無論是誰都無法封鎖更無法篡改的。在處理歷史事實上，各種小動作均屬徒勞，大可不必費此無補之精神。“歷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假的總是假的，無論如何塗抹，終不能就此變成真的，正如李商隱所言：“武皇內傳分明在，莫謂人間總不知。”

陳丕顯說：“歷史是無情的，她會很快忘卻一些人；更會嚴肅地批評一些人。同時，歷史又是多情的，也會永遠地記住一些人，我們的粟裕同志，是人民用金子鑄入史冊的人，是人民永遠記住的人。”恢復粟裕真實的歷史地位和功績，實事求是、完整地展示粟裕的軍事指揮藝術並加以學習、借鑑，是拂去功利、權勢、虛名後的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每一個有良知的後人應有的態度。

因此，將在人民解放軍和世界軍事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的粟裕軍事思想和戰役指揮藝術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