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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作為（3）
軍機處與奏摺制相輔相成，雍正親自批答奏摺，向軍機大臣面授機宜。軍國要務由雍正一人決定，且透過軍機處，提高了行政效率，使空前強化的皇權能夠真正充分地落到實處，這使雍正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最大、從而也最可怕的獨裁者。
其次是進行吏治的整頓。與推廣奏摺制度同時，雍正以極大的力度進行了吏治整頓。吏治整頓主要圍繞經濟問題進行。
查補虧空錢糧
康熙晚年貪官橫行，錢糧虧空的現象十分嚴重。雍正即位後一個月，即下令全面清查虧空錢糧，矛頭明確指向各級貪官。雍正的態度十分強硬，表示“朕今不能如皇考寬容”、“斷斷不能姑容”，要求各省督撫必須將所載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藉端遮飾，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決不寬貸。”虧空的錢糧，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分別處分外，其實在貪汙者，一經查明，“即行正法”。若“循私容隱”，“將督撫一併從重治罪”。
精明的雍正使出“趕盡殺絕”之辣手：
第一，兩地抄家。抄家，不只在犯官官衙抄，而且在其原籍老家同時抄，以防被抄之人將財產“隱匿寄頓”。雍正道：聽任這些貪官“以貪婪橫取之資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朕將奇貪極酷之吏，抄沒其家資，以備公事賞賚之用”。
第二，不但抄家而且罷官。以往官員虧空經常是革職留任，彌補虧空。雍正尖銳指出：“虧空錢糧各官若革職留任以催追”，“不取於民，將從何出”？“必致貽累百姓”，嚴諭不準復留原任。若果為官尚好，徹底清還完畢後，可再由大吏題請復任。
第三，虧空錢糧不準代賠。以往官員虧空有當地官民代為清償之例，雍正五年，新任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該省官員，欲助前任總督趙弘燮清補虧空，雍正不準。他認為合州縣之力代為賠補，其中必有隱情。不是不肖官紳上下勾結、希圖將來犯官“題留復任”後相互利用，便是不法吏胥企圖藉端科斂百姓。他不無揶揄道：“你州縣官若富裕有錢，準為地方興利，然不準為他人補漏。”
第四，虧空錢糧卻著落犯官宗親戚友連帶賠補。雍正以犯官宗親戚友平時分用贓銀贓物、又有窩贓可能，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雍正四年以前，均連帶抄沒犯官宗親戚友的家產。而若犯官畏罪自殺，則“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加重處罰其家屬，向其家屬追賠。雍正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範被參虧空錢糧，未及審理便自殺身亡。雍正尖刻地說：這些犯官以為“官職家財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產子孫之計”，狡計難逞！他嚴令廣東巡撫楊文乾、閩浙總督高其倬、福建巡撫毛文銓等，將犯官“嫡親子弟並家人等”嚴加審訊，“所有贓款著落追賠”。
雍正嚴厲查補以往虧空錢糧的同時，遇有新的貪贓，更加嚴懲不貸。雍正五年、六年，退職回原籍吳江的原禮科給事中、山西學政陳沂震，丁憂回原籍華亭的原翰林院侍講、江西鄉試主考官、山西學政廖賡謨，被人告發放考時貪贓受賄，雍正命前者出銀一二十萬兩助修吳淞江；命後者出銀八萬兩疏浚蘇淞河道，另出銀二萬兩送直隸正定府助修城牆。雍正十年，河南學政俞鴻圖被人告發“納賄營私”，資財累萬，雍正斷然將其處以斬刑。
雍正抽緊了繩索，大小貪官（清朝幾乎無官不貪）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積怨蓄恨，對雍正暗結陰毒慘刻之仇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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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1）
清代賦稅中的“地丁錢糧”徵收銀兩，銀兩形狀大小不同、成色不同，需統一熔銷鑄造為大小形狀一致、成色相同的銀錠上繳戶部，熔銷過程中的損耗稱為“火耗”；清代賦稅中的“漕糧”徵收糧食，糧食晾曬、簸揚及長途運輸中遭雀吃鼠啃的損耗叫做“鼠雀耗”；解送搬運錢糧入庫所需費用叫做“腳耗”，這些統稱為“耗羨”。清朝實行低俸祿制度，一品大員總督年俸僅一百八十兩，二品的巡撫、布政使僅一百五十兩，以下遞減，七品縣令只得四十五兩，吏役錢糧更加微薄，一年只有六到八兩。這一點薪俸，不但要養家活口，還要聘請不可缺少的幕府師爺，應時打點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