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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岑道夫訪華，主要目的就是緩解緊張的冷戰局面。
問題是，赫岑道夫的對手不再是沒有軍隊北京的郭明善，而是在一九八五年成為總統的顧祝同。
這個大背景，註定了赫岑道夫要想獲得完成改革所需的時間就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
有趣的是，雖然赫岑道夫不是第一個道訪北京的帝國首相，卻是大戰後第一個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的帝國首相。
在他之前的三十五年裡，沒有一位帝國首相正式訪問過中國。
僅此一點就可以被新聞媒體大肆炒作了。
問題是，在北京，赫岑道夫除了受到熱情款待之外，要想獲得其他好處，就必須拿出誠意來。
當然，赫岑道夫的目的也是緩解緊張的軍備競賽。
在訪華期間，赫岑道夫正式向顧祝同提出“大規模削減戰略核武器”的想法，即從削減核武器著手來促成全面裁軍。
對赫岑道夫的提議，顧祝同表示了歡迎，卻沒有做出太大的讓步。
當時，赫岑道夫提出等比例削減核武器，而顧祝同則堅持應該等量削減核武器，而這兩種方式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前面已經提到，德意志第二帝國透過立法，把核武器的總量限制在一萬四千件以內，而中國卻沒有類似的立法。在赫岑道夫訪華的時候，中國擁有二萬六千件核武器，幾乎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兩倍。
也就是說，如果等比例削減的話，那麼中國需要銷燬更多的核武器。
相反，如果等量削減的話，中國能夠保留更多的核武器。
顯然，德意志第二帝國要想維持有效的戰略威脅力量，就必須擁有足夠的核武器，而且這是一個相對數量，而不是絕對數量。
原因就是，核威脅理論本身就是相對的，而且與核戰略有很大的關係。
核武器剛剛誕生的時候，其主要打擊物件是敵對國的大城市，特別是工業城市，即核武器被當做一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使用。隨著核武器的數量增加，以及運載工具的投擲精度提高，核武器的應用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七零年代末，中德的核戰略中，打擊對方城市成為次要任務，核武器的頭號任務是打擊對方的核武器，即以摧毀對方的戰略反擊力量為主要目的。
在這方面，中國的核戰略體現得最為明顯。
顧祝同擔任國防部長期間，中國的核武器投擲工具得到了大發展，一大批精度極高的運載與投擲工具相繼問世。比如在一九八三年定型的“捍衛者”型洲際彈道導彈，不但具備公路與鐵路機動發射能力，能夠同時運載十枚當量可達五十萬噸的核彈頭，以及高達一萬一千公里的最大射程，還擁有五十米的命中精度。又比如，在一九八四年開始量產的“神針”型潛射洲際彈道導彈，其最大射程達到一萬二千公里，最多能夠運載十二枚當量可達二十萬噸的核彈頭，其命中精度在九十米左右。
這些先進的運載與投擲工具的問世，把中國的核威脅能力提高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上。
說得直接一些，如果中德爆發全面戰爭，那麼承擔首次打擊重任的肯定是“捍衛者”與“神針”導彈，而且這兩種導彈的打擊目標肯定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戰略導彈發射基地、轟炸機基地、戰略潛艇基地，以及處於公路部署狀態的戰略彈道導彈、已經出海巡邏的戰略核潛艇。
極高的命中精度，賦予了這兩種彈道導彈極強的摧毀能力。
按照中**方的估計，在達到了額定採購數量之後，“捍衛者”與“神針”能夠在首輪打擊中摧毀德意志第二帝國百分之九十的核力量。
如此一來，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國要想保持足夠的威懾能力，即具備在遭到突然打擊之後發起致命反擊的能力，就必須保留足夠多的核彈頭，確保僅用其中的十分之一就能夠給予中國毀滅性打擊。
當然，奉行反擊戰略的核威脅政策，其反擊目標肯定是大城市。
如果以人口二十萬為基本打擊標準，對人口規模達到一百萬的城市使用三枚核彈頭，對人口規模達到五百萬的城市使用五枚核彈頭，對人口規模在一千萬以上的城市使用八枚核彈頭，那麼在一九八六年，德意志第二帝國至少需要用三百枚核彈頭髮起反擊。把核彈頭的可靠性算上，則需要準備三百五十到四百枚核彈頭。如果以人口十萬為打擊標準，德意志第二帝國則需要用五百枚核彈頭髮起反擊。
這個數量，決定了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核武庫規模。
也就是說，即便進行核裁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