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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梭問世後的十年內，其發射活動有百分之七十八與軍事航天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講，太空梭就是為了軍事航天而出現的，對民用航天的貢獻反而不太突出。
要知道，推動太空梭的主要力量來自國防部，而不是航空航天部。
原因就是，在進入專案審批階段的時候，航空航天部的技術專家就發現，太空梭的運營成本遠超過運載火箭，因此就算能夠多製造幾架形成規模效應，過於高昂的發射成本也足以下退所有民間使用者。
再一點，從運載能力上就看得出來。
太空梭的系統總質量高達二千二百噸，而近地軌道運載能力只有二十四噸，而以當時的技術，運載火箭只需要八百噸的總質量就能達到相同的運載能力，因此太空梭的運載能力僅相當於運載火箭的三分之一。
顯然，航空航天部不是軍事部門，自然不會主推註定不會受到市場接受的航天專案。
也正是如此，中國航空航天部在主導太空梭工程的同時，並沒放棄運載火箭，只不過不再研製大型運載火箭，而是把重點放在了小型與中型運載火箭上，而且以推動商業航天為主要目的。
問題是，太空梭具備一些運載火箭與載人宇宙飛船所不具備的特殊能力，而且是極為重要的能力。
比如，太空梭能夠回收在軌執行的衛星，並且在軌道上對衛星進行維修。
又比如，太空梭擁有十分巨大的貨艙，能夠運載大尺寸貨物。
這兩項特殊能力，不但決定了太空梭在冷戰期間的巨大價值，還延長了太空梭的使用壽命。
冷戰結束之後，中國當局一度打算讓所有太空梭退役，轉而發展運載火箭。只是，這個決定推遲了十多年。主要就是，當時中國正在主導有十多個國家參與的國際攻堅戰的建設工程，而該工程中有大量大尺寸裝置，只有太空梭的貨艙能夠裝得下，因此最後兩架太空梭一直使用到國際空間站建成。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在八零年代，太空梭具備的特殊能力，為中國推動“星際大戰”創造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這就是，中國能夠依靠太空梭來構建外層空間防禦體系。
一九八二年，顧祝同就明確提出，“國家戰略防禦系統”應該以外層空間為主，即把主要的防禦武器部署在近地軌道上，以求對潛在敵國發起的戰略打擊進行外圍攔截，盡最大的可能把敵人發射的核彈頭擊落在敵國上空。
在此基礎上，中國的軍事技術專家提出了一些非常超前的概念。
比如，在近地軌道上部署以高能鐳射與粒子束武器為主的定向能武器，攔截還在大氣層內飛行的敵國彈道導彈。
顯然，在構建外層空間防禦系統中，太空梭是不可否缺的角色。
按照當時提出的概念，配備定向能武器的衛星都十分龐大，需要透過多次發射、然後在軌道上組裝，而這隻有太空梭能夠辦到。此外，定向能武器要消耗大量能源，衛星還需要進行在軌機動，因此需要為衛星補充燃料，而這仍然只有太空梭才能辦到。此外，如果需要對在軌衛星進行維修的話，同樣得依靠太空梭。
說白了，太空梭是中國構築“外層空間防禦系統”的基本運載工具。
在太空梭問世之後，之前很多的設想都不再是設想，至少一直採取跟隨戰略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顯然，來自中國的壓力，迫使德意志第二帝國在相關專案上投入了更多的資金。
根據後來公佈的資料，在冷戰期間，德意志第二帝國至少在“外層空間防禦系統”上花掉了上千億帝國馬克。
與巨大的投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國在該領域取得的成果寥寥無幾。
當然，中國也不例外。
事實上，顧祝同當時提出的戰略防禦設想太過超前了，很多關鍵技術問題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而且在估計花費的時候，中**方出現了嚴重偏差，即嚴重低估了防禦系統的總投入。
嚴格說來，這些都在顧祝同的預測之內。
根據顧祝同的回憶錄，在啟動“國家戰略防禦系統”的時候，他就已經認識到，這套能夠為中國提供全面戰略安全的防禦系統，在二十年之後都未必能夠建立起來，而且幾項最為關鍵的技術，在半個世紀之後也未必能夠取得突破，因此中國根本不可能在設定的十五年之內將其變成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