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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位孫隆，在蘇州增設稅網，對機戶廣派稅額，不論織機、織品，一律課稅。民間織機一張，每月即需抽稅銀三錢。繒織成，每匹要納銀三分，才準上市。［38］《蘇州織造局志》更揭露他“駐蘇督稅，積棍納賄，給札營充委官，分列水陸要衝，乘軒張蓋，凡遇商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機戶牙行，廣派稅額，相率改業”，真是橫行無忌。結果，導致葛成為首的民變，“聚眾趨稅監門”，必欲除隆而後快，［39］孫隆嚇得“越牆走匿民捨得免，潛遁杭州”。［40］孫隆如此，別的織造太監也莫不如此。天啟年間的織造太監李實，也是“素貪，妄增定額，恣誅求”。［41］宦官使素稱發達的江南絲織業日漸凋零。在南京，“各往往指稱進貢等項名色，經營織造，或佔據機房，或拘拿人匠，或強買絲料。公私兼併，紛紜攘奪，百方剝擾，匠藝為之失業，商貨為之不通，民明代宦官彩塑，故宮博物院藏。生憔悴，而絲帛之利大不如前”。［42］在蘇、杭，時人驚呼“二處財賦極重……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織造府……邇來淫巧日進，費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織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間自數百金數十金最下織戶，皆轉徙他方，基桀黠者皆去而為盜”。［43］同時，織造局的產品，除一部分由朝廷賞賜給大臣、宦官外，大部分都是宮廷的特殊消費品，運往京城時，“以內官監運”，“額外多討船……俱滿載私貨……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憚矣！”［44］嘉靖時詩人王磐曾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朝天子？詠喇叭》：
喇叭，嗩吶，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裡去辨甚麼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的水盡鵝飛罷！
張守中為他的詩集《西樓樂府》作序時，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閹宦也。”［45］顯然，這首《朝天子》，正是對宦官押運包括織造物在內貢品船暴虐行徑的深刻揭露。
三
從上所述看來，宦官對江南經濟的摧殘，是頗為嚴重的。但是，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