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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扛，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馬監苜蓿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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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明代宦官與江南經濟（2）
負擔之重，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宦官不僅對貢品產地的百姓勒索，在押運貢品船時，還對船伕百般敲詐。王世貞載謂：
“南京鰣魚廠歲取里長二十名，各索銀二十兩，正德時復倍取其數。起運內官索茶果銀百二十兩，水夫銀二百兩，及鮮船時發，又取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堪命。”［9］也有史料記載，“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10］
再以浙江地區而論，富陽縣的茶葉與鰣魚，都是貢品，鎮守太監王堂之流“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憂”，［11］時任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曾寫了一首《富陽民謠》，悲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黨搜刮富陽人民的罪行：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12］
韓邦奇還向正德皇帝上《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疏》，指出“徵科四出，軍民困瘁已極”，建議“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參奏者奏請究治，應拿問者徑自拿問”。［13］當然，當時被“參奏”“究治”的，絕不會是在皇權卵翼下不可一世的宦官，而是韓邦奇被王堂“奏公作歌怨謗，阻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14］
由於採辦的範圍十分廣泛，其危害性之大，比歲辦有過之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