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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扛,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馬監苜蓿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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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明代宦官與江南經濟(2)
負擔之重,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宦官不僅對貢品產地的百姓勒索,在押運貢品船時,還對船伕百般敲詐。王世貞載謂:
“南京鰣魚廠歲取里長二十名,各索銀二十兩,正德時復倍取其數。起運內官索茶果銀百二十兩,水夫銀二百兩,及鮮船時發,又取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堪命。”[9]也有史料記載,“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10]
再以浙江地區而論,富陽縣的茶葉與鰣魚,都是貢品,鎮守太監王堂之流“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憂”,[11]時任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曾寫了一首《富陽民謠》,悲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黨搜刮富陽人民的罪行: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12]
韓邦奇還向正德皇帝上《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疏》,指出“徵科四出,軍民困瘁已極”,建議“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參奏者奏請究治,應拿問者徑自拿問”。[13]當然,當時被“參奏”“究治”的,絕不會是在皇權卵翼下不可一世的宦官,而是韓邦奇被王堂“奏公作歌怨謗,阻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14]
由於採辦的範圍十分廣泛,其危害性之大,比歲辦有過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