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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密度大，廁所的有無好壞，關係市民健康，也維繫觀瞻。“京師無廁”，［81］這就是說，大街上根本沒有廁所。謝肇淛也記載說：“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復作廁矣……京師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82］瘧疾、痢疾、瘟疫時有發生。陳鐸常居京中，編過一本滑稽《月令》，在二月下，冷嘲熱諷曰：“是月也，壁蛩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為鞋。”［83］讀來真讓人噴飯。明末作家王思任，曾描寫京城無廁之苦謂：“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攬衣。不難隨地宴享，極苦無處起居。光訪優穆，或內逼而不可待。裨諶謀野，又路遠莫致之。”［84］衛生條件如此之差，是今人難以想象的。
明代城市中，雖然也不乏大商店，有的店更備極豪華，但總體看來，還是小商店居多。有些店往往名不副實，如六陳鋪，本來是賣米、大麥、小麥、大豆、小豆、芝麻的，但有的店家“雖則糶米為生，一應麥豆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85］多數商品的包裝粗劣，食品每用荷葉、舊書及爛紙包裝，此風一直延續到近代。明末休寧商人汪之蛟在青浦開店，即“收買殘書敗紙為囊，作貯面用”。［86］現代過春節期間，是商店生意興隆、最為忙碌時刻。明代有的地方，除夕那天，“家家戶戶多收拾起買賣，開店的多關了門，只打點過新年了”。［87］實際上，明代大量的商業活動，屬於地攤文化。在杭州昭慶寺廊下，“四方異賈，亦集以珍奇玩物，懸列待價，謂之擺攤”。［88］在松江，雖為江南名城，萬曆初年商業仍不發達，李紹文曾謂：“吾郡三十年前……惟宗師按臨攤擺逐利，試畢即撤。今大街小巷俱設鋪矣。”［89］松江在30年內能從擺地攤過渡到設鋪，已屬難得。而從城市到鄉村，明朝的商業活動，有很大一部分是藉助於廟會、社日、草市進行的，流動不定的、商品數量有限的地攤，佔據主導地位，貿易額終究有限。何況擺地攤的，多數是小商販，資金本來就很少。
《金瓶梅》插圖，西門慶綢緞鋪經營狀。澀情商品的泛濫，是明代商業文化低水平的另一表現。明中葉後，地主階級窮奢極欲，晚明更達到人慾橫流的地步。大搞同性戀，“諱曰‘勇巴’”，［90］大講房中術，甚至搞房事大戰的比賽，［91］真乃荒謬絕倫。正是在這種氣候下，澀情商品不脛而走，氾濫成災。《閒情女肆》、《嫖經》、《嫖賭機關》等淫書及種種淫穢小說、春宮畫，相繼出版，［92］流毒社會。此風甚至波及一般商品。沈德符謂：“幼時曾於二三豪貴家見隆慶窯酒杯茗碗，俱繪男女私褻之狀。”［93］這種澀情化的酒器，著名詞人馮惟敏在《黃鶯兒？美人杯》中的描寫，使我們知道明朝某些士紳確實把酒與色合二而一了：“掌上醉楊妃，透春心露玉肌，瓊漿細瀉甜如蜜。鼻尖兒對直，舌頭兒聽題，熱突突滾下嚥喉內。奉尊席，笑吟吟勸你，偏愛吃紫霞杯。春意透酥胸，眼雙合睡夢中，嬌滴滴一點花心動。花心兒茜紅，花瓣兒粉紅，泛流霞誤入桃源洞。奉三鍾，喜清香細湧，似秋水出芙蓉。”［94］有些商人更販賣淫器、淫藥謀求暴利。《金瓶梅》中的各種淫器，今人讀來稀奇古怪，但絕非向壁虛構，皆為明朝所實有。松江的女流氓吳賣婆，“製造淫具、淫藥，以幹婦人之好淫者，多得重貨”。［95］淫具之一的緬鈴，據謂“緬地有淫鳥，其精可助房中術，有得淋於石者，以銅裹之如鈴”。［96］而據楊慎《滇程記》載，這種鳥是大鵬。因此物“得熱氣則自動不休”，滇省便有人造假緬鈴出售。［97］真貨製作極費時，“疑屬鬼工神造……殊貴重，不能多得”，［98］價格可想而知。海狗腎被奉為至寶，價格被哄抬上漲，“真者價值六十金”。［99］這些足可表明，明代商業文化，垃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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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節：明代商業文化初探（7）
明代商業文化的特點之三，是明代的商業語言，不僅豐富多彩，有相當一部分還頗為奇突。
“開門七件事”云云，今日仍是大眾的口頭禪。始於何時？待考。但這一點是肯定的：宋、元時，此語尚未風行天下，所述七件事內容，也每有不同；［100］而到了明朝，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商品流通的加快，開門七件事的說法不僅廣為流傳，而且定型化，無論是商人、消費者，都不斷那樣說，直至今日，並無變化。請看明朝文獻的記載：“我朝餘姚王德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雲：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101］真是高雅之至。而小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