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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絕非偶然。從根本上說，這是封建社會末世土地兼併加劇、階級關係變動迅速、財產再分配加快步伐的反映。先秦時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在明代，特別是明中葉後，不少鄉紳是二世而斬，甚至一世就完了。永嘉黃淮子孫，竟鬻其神道碑，“謂買者曰：‘汝買去，可解薄用之’”，松江有位黃翰，蓋起朱樓，可是“不數十年，宅基已為人挑毀矣”。［59］土地所有權轉移如此之快，再加上糧差之重，不堪負擔，以致早在弘治時，常熟的桑民懌見人置田產，便寫打油詩加以嘲笑：“廣買田產真可愛，糧長解頭專等待。轉眼過來三四年，挑在擔頭無人買。”［60］何元朗世居柘林，是著名的江南文人，有良田、美宅、園林，但他死後，曾幾何時，其後代已一貧如洗，賣身為奴，窮愁潦倒至極，竟喪心病狂地挖開何元朗夫婦的墳墓，揭開棺木，尋覓金銀器，“欣然滿載歸”。［61］對於吳中地區財產的再分配趨勢，有人曾這樣寫道：“吾觀吳中大家巨室，席有祖父遺業……蓋未一再傳而敗其家者多矣。”［62］明代江南園林，除了杭州西湖的蘇堤、白堤、三潭印月及官邸的後花園外，都是私人財產。既然財產的再分配是如此之快，隨著第一代園主的去世，往往人亡園廢，也就是勢所必然的了。
當然，對明代江南園林的歷史命運來說，明朝滅亡後，清兵南下，不能不是一大劫難。正如曾羽王《乙酉筆記》所記述的那樣：“鄉紳之樓臺亭榭，盡屬荒邱……所謂錦繡江南……及遭殘毀，昔日繁華，已減十分之七。”以西湖的園林而論，鐵蹄過後，“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餘氏之別墅及餘家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矣”。［63］在震澤，明代園林也是“其廢者蓋十之九”［64］生於明末、卒於清初的葉夢珠，曾不勝感慨地寫道：“餘幼猶見郡邑之盛，甲第入雲，名園錯綜，交衢比屋……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盡飛灰，繼之列營牧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為荊榛瓦礫之場。間或僅初百一……王謝堂前多非舊時燕子。”［65］明遺民、詩人費經虞寫過一首題為《江南過人家舊園》的詩，謂：“寒泉老樹好人家，漠漠荒垣帶殘沙。斷壁尚存當日賦，滿園不是去年花。傷心短笛聲何苦，側月飛鳶影盡斜。使我重來見荊杞，那堪良夜聽悲笳。”［66］這是對被戰火焚燬的江南園林的悲憤輓歌。事實上，園林遭厄，也不僅僅是戰火。清初中央王朝對江南在經濟上嚴加控制，追比欠賦，使不少縉紳傾家蕩產，所屬園林也就成了夕陽殘照，荒煙衰草。如松江顧園，建於明，“至順治之季，反因義田逋賦，毀家賣宅以償。堂宇盡廢，而山水橋樑猶如故也。康熙之初，積逋愈甚，徵輸益嚴，遂並花石而棄之”。［67］這是園主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結論
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消費性文化。明代江南園林的性質，自然也不會例外。那些園林的主人，多數人為造園幾乎把自己的腰包掏空。上海潘允端修豫園歷時18載，傾囊盡資；紹興祁彪佳建園時，“摸索床頭金盡，略有懊喪意，及於抵山盤旋，則購石庀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囊中如洗”。［68］造一座園林所花的錢，數目是很大的。僅一個“假山，土石畢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築之費，非千金不可”。［69］而“儀真汪園，輦石費至四五萬”。［70］整個園林耗資之巨，也就可想而知。無怪乎謝園楨教授生前常說，明代資本主義萌芽之所以生長緩慢，是因為商業資本全漏到園林中去了，消耗殆盡。這個看法未必精確，但用以說明江南園林費資之多，以及對歷史程序所起的消極作用，則仍是發人深思的。
儘管如此，明代江南園林仍不失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明珠，其勃興，不僅對明代經濟、政治、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影響後世。今天，我們不管是面對史書，臥遊美如夢境的明代江南園林，還是在明代園林風貌猶存的蘇州拙政園、留園、西園等園內飽餐芳園秀色，沉醉在綠亭朱欄花香鳥語之中，遙想幾百年前的明朝先輩——包括園林的主人和築園的工匠、花匠，他們建園時的苦心經營，胼手胝足，是值得後人追念的。前輩風流，前輩辛勞，雖百世之下的子孫，都不應該忘卻。而明代江南園林的藝術風格，莊園結合、城市山林化和在市內建造園林要“多栽樹，少建屋”［71］等歷史經驗，對於我們今天的園林建設、綠化事業，都有直接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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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節：論明代江南園林（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