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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都是大忙人，輕易不進茶坊。這一大早，有什麼急事嗎？”繼宗一看幾位都是行商，知道一定又有什麼急事了。
“急倒在其次，問題是難！”孫財說，一面坐了下來。
“都請坐下談。茶博士，給這幾位爺上茶。你們要什麼？煎茶還是點茶？什麼佐茶？”繼宗問。
“謝謝三爺，茶照您，點心就免了吧！”孫財說。
“每人一客點茶，隨意帶幾樣茶食，統記在我的賬上。”繼宗吩咐。
幾位謝過坐下，茶與點心也都陸續上好，繼宗才又問道：“說吧，遇到什麼事啦？只要魏某能幫得上忙，一定鼎力而為。”
“咱們這些行商，是越來越沒日子過了！”劉維皺著眉說，他是一位柑橘商人。
“又叫那些人黑了一把？”繼宗已經明白了大概。
“可不是嗎，慘透了！這次，三爺一定要替我們想個轍兒。要不，我們真是沒個活路了！我的茶葉，劉老闆的一船柑橘，李老闆的綢緞，還有他們——多了！都叫他們壓得慘不忍睹，連本都賠了！朝廷再不給條活路，咱們這生意只好再也不做了！”孫財說，哭喪著臉，眼淚都快下來了。
“且請喝茶。這次，我一定想個轍，好歹給大家一個交代！朝廷現有王丞相主政，皇上年輕有為，先後做了多少大事，相信一定會有辦法！”繼宗說。有這話，幾個人的眉頭才稍稍舒展了。
說到商人而分行商、坐商兩種，話可就長了。坐商，顧名思義，就是坐地經商，是在地頭開店做買賣；行商，是行銷，大抵從事長途販運，將貨物從產地運到消費地點供坐商消化。從道理上講，坐商、行商一內一外，誰也離不開誰：沒有行商，產品不能從產地飛到消費地，坐商買空賣空，還不得關門嗎？而沒有坐商，行商人生地不熟，大宗貨物也沒法兒直接送到消費者手裡。可坐商在地頭上，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等諸多方便，兩相較量，總是行商吃虧的時候多。至於從事商品生產的其他小手工業者或漁民、牧民、農民等，在地頭上，也同樣要仰仗坐商。行商、坐商的這種不平等，因為行會的建立，往往變得更嚴重了。
有日本學者說，中國的行會制度起於春秋戰國時代。根據，就是《史記》刺客列傳中的一句話：“市行者諸眾人皆曰。”聶政刺殺了韓國丞相俠累，毀面自殺而死，被韓國人暴屍於市。姐姐聶縈為了替他揚名，不顧自己安危，前去相認，撫屍大哭。大家很奇怪，都問她為什麼要這樣。所謂“市行者諸眾人皆曰”，就出現在這一段文字中。日本學者說：“市行者”，街市行會制度也！這解釋實在過於牽強。這裡的“市行者”，該是街市中的行人，根本與街市行會風馬牛不相及。在中國，真正的行會大體起於隋唐，到大宋則更趨完善。
隋唐城市都實行坊市制度，城裡有城。城牆裡面每一個小街區，都另有坊牆、坊門與其他街坊隔開，坊門也像城門一樣按時開關。商業買賣都集中在某一固定街坊，店鋪也有固定的常設鋪面，非商業街坊則不準經營買賣。像唐代長安，東西兩市就是個例子。到大宋，城市與商業都發展了，坊市制度被徹底廢除，再沒有坊牆、坊門了；除了大內，就沒有一個地方不可以開店做生意。不說別的，大內前的汴河大街，緊靠東華門的東華門街，就有多少商家！連宣德門前御街兩邊的廊子，都准許商人設攤買賣呢，更甭說別處了！城市與商業發展了，行會制度自然也就跟著越來越豐富完善了。這麼說吧，吃喝拉撒，日用起居，凡有勞務與商品需要，就沒一樣沒有行會兜著。以東京而論，竹、木、柴炭、魚、肉、米、花、果、酒、茶、絲、絹、帛，乃至抬轎子、撐船、做衣服、泥瓦匠等等，就沒一樣沒行的。各行各業，少說也有好幾百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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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九十八回（2）
行會行會，同行之會，原是同一行業主的鬆散的聯合組織。這種組織，官方與業主都有需要：官家用它管理各行各業，收捐派稅，分攤差役，不一而足；業主自己呢，則又用它調節關係，相互約束，佔領市場，分享市場份額，等等。既有多方需要，它的產生也就各有因由了：或為官方倡導，或為業主自發，或者兩種兼而有之，並沒有一定之規。因為依託地方，利弊當然盡歸本地業主了。坐商先已佔了種種方便，再有行會撐腰，行商要與他們爭高競低，還不更得落在下風！而行會制度的完善嚴密，自然只能更讓行商雪上加霜！
行會的生殺予奪大權，通常操在“行頭”——行會頭子，及一般同業大佬手裡。既操在他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