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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馬屠夫的刻意退讓，幷州戰場顯得波瀾不驚，袁紹大軍兵不血刃便攻佔了幷州全境，但由於周倉、裴元紹兩部漠北騎兵大軍壓境，袁紹被迫調譴重兵回防雁門郡、中山國，袁紹準備趁機進攻河套、重創馬屠夫的計劃胎死腹中。
漢獻帝建安九年（196年）三月。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袁紹與馬躍最終達成秘密協議，袁紹向周倉、裴元紹、管起三部萬戶提供五萬石軍糧、兩千匹布、五百匹絲綢，周倉、裴元紹則向袁紹提供兩萬匹矮腳馬，五百匹山丹軍馬。
雙方約定兩年之內互不攻伐。
河北軍讓出西河郡作為河套的東部屏障，作為交換涼軍必須協助河北軍奪取上黨郡，以為冀州的西部屏障。
九年四月。
協議簽訂之後，袁紹當即派大將張郃領兵兩萬，號稱五萬南下上黨郡，準備與淳于瓊的三萬大軍東西夾擊、一舉滅掉張揚。而此時，張揚迫於河北軍的強大攻勢，連續向幷州軍及涼軍求援。
五月，馬躍派大將高順領軍八千開進上黨，大喜過望的張揚完全不知道，他的上黨郡早已經成了馬屠夫與袁紹談判桌上的籌碼，他早已經被馬屠夫無情地出賣了，張揚至死都鬧不明白，馬屠夫是如何與袁紹勾搭上的？又為何要出賣他？
因為在張揚看來，馬屠夫這麼做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
相比較幷州戰場的波瀾不驚，南方的揚州戰場則顯得勢如破竹。
建安九年春，周瑜親率數百艘“運糧船”沿江而上，蔡瑁、張允不知是計，派出速度極快的走舸、蒙衝、鬥艦大舉追擊，結果在鄱陽湖上遭遇大霧而迷失方向，趁著荊州水軍的走舸、蒙衝、鬥艦被調離之際，東吳水軍悍將周泰、蔣欽率領水軍精銳從江邊蘆葦叢中突然殺將出來。
失去了走舸、蒙衝、鬥艦的保護，荊州水軍的大型樓船顯得行動緩慢、動作笨拙，最終被東吳水軍的狼群戰術所淹沒，十七艘大型樓船全部被燒燬，蔡瑁、張允僅僅率領數十艘走舸逃之夭夭。
荊州水軍大敗，廬江劉勳外援盡失，遂出城向孫堅投降。
攻佔廬江之後，周瑜連夜趕往舒縣向孫堅獻策，提出了劃江而治的戰略構想。
周瑜認為，當今北方梟雄並立，西北馬屠夫、北方袁紹、中原曹操皆為不世梟雄，急不可圖，吳軍此時應當置身局外、坐等北方混戰，而不應該輕易介入中原混戰，以免泥綽深陷、難以自拔。
但荊州的劉表、益州的劉璋卻是無能之輩。
周瑜建議孫堅勵兵秣馬、積蓄軍資，趁著北方三大軍閥混戰不休之時沿江而上討滅劉表、劉璋，盡得荊州、益州之地，如此，便可以與北方軍閥劃江而治，如果時機恰當（比如北方軍閥因為連年混戰元氣大傷），便可以裹百萬強兵北伐中原，如果時勢不宜（北方諸侯被馬屠夫、曹操、袁紹三人的某人一統），也可以據長江天險而自守。
周瑜的這個策略可以說是極具戰略眼光的。
周瑜敏銳地發現，中原戰場是個爛泥潭，以東吳現在的實力投入其中未必就能討得好處，而且東吳缺乏逐鹿中原的戰略性力量，那就是騎兵！在沒有足夠騎兵的前提下，吳軍貿然北上中原是極為不智的，尤其是面對以騎兵起家的馬屠夫時，更將處於絕對的劣勢。
但荊州劉表和益州劉璋則不然。
首先荊州、益州地處南方，河道縱橫、水網密佈，因而兩地並不利於騎兵的運用，而且與東吳有長江相連，東吳水軍可以沿江而上，在戰爭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在攻佔了荊州、益州之後，東吳也可以憑藉河道、水網來抵禦北方軍閥的騎兵力量。
周瑜的這一策略完全避開了吳軍的戰略劣勢，而將吳軍的戰略優勢發揚到了極致。
孫堅採納了周瑜的建議，以長子孫策為陸軍大都督屯兵廬江舒縣，以周瑜為水軍大都督屯兵湖口，大將太史慈、潘璋、周泰、蔣欽各於兩督帳前聽調，又令張昭、張紘、顧雍、步騭興修水利、整頓農業，加緊儲備糧秣軍資，時刻準備攻打荊州！
……
相比較揚州戰場上吳軍的勢如破竹，兗州戰場的曹軍與呂布軍卻打得難解難分，不過到了漢獻帝建安九年（196年）五月，東郡戰場和梁國戰場同時出現了轉機！
自從漢靈帝中平三年（184年）黃巾之亂始，兗州、豫州的戰火就一直沒有停息過，連年的戰亂導致兩州人口銳減、民不聊生，大量青壯人口的戰死沙場還對兩州的農業生產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