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旗英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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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角應該有人的優點，也應該有人的缺點，更應該有人的感情。”“武俠小說的情節若已無法改變，為什麼不能改變一下，寫人類的情感，人性的衝突，由情感的衝突中製造高潮和動作。”他還認為：“只有人性才是小說中不可缺少的，人性並不僅是憤怒、仇恨、悲哀、恐懼，其中也包括了愛與友情，慷慨與俠義，幽默與同情。我們為什麼要特別看重其中醜惡的一面？”寫武俠小說的目的，是“使讀者在悲歡感動之餘，還能對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遠些”。基於這種認識，他更指出：“武俠小說寫的雖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嘗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觀念。”“武俠小說中的動作的描寫，應該是簡單，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氣的，不落俗套的。小說中動作的描寫，應該先製造衝突，事件的衝突，儘量將各種衝突堆構成一個高潮。若你再製造氣氛，緊張的氣氛，肅殺的氣氛，用氣氛來烘托動作的刺激。武俠小說畢竟不是國術指導，武俠小說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殺人的！血和暴力雖然永遠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會令人反胃了。”古龍的這些觀點，散見於他的各個小說前面的“序”中，這些觀點和看法，豐富了武俠小說的創作理論，對閱讀和理解他的武俠小說是大有幫助的。

古龍曾在《大旗英雄傳》序言中把自已的小說創作分為三個階段：

“早期我寫的是《蒼穹神劍》《劍毒梅香》《孤星傳》《湘妃劍》《飄香劍雨》《失魂引》《遊俠錄》《劍客行》《月異星邪》《殘金缺玉》等等。

“中期寫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傳》（即《鐵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劍》）《流花洗劍錄》（即《江海英雄》）還有最早一兩篇寫楚留香這個人的《鐵血傳奇》。

“然後，我才寫《多情劍客無情劍》，再寫《楚留香》，寫《陸小風》，寫《流星·蝴蝶·劍》，寫《七種武器》，寫《歡樂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覺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階段的創作是古龍初入江湖的“闖蕩”時期，此時的作品從結構、情節、人物乃到語言都沒有擺脫傳統武俠小說的束縛，但從小說的情節佈局來看，已可以看出古龍具有巨大的潛在力和豐富的想象力，並具備了一定的文學素養。

從寫《武林外史》開始，古龍進入了武俠小說創作的探索階段。這一時期他力圖打破傳統，有所創新，從《武林外史》到《鐵血大旗》，再到《絕代雙驕》，可以看出古龍不斷探索的艱難“足跡”。

古龍後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說的意境深沉、幽遠，富有詩意和哲理，小說語言灑脫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說的情節更是“奇”、“險”兼備，鬼神莫測，形成了他自己的風格。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古龍初步“江湖”時，乃為生活困境所逼，寫小說是為了賺錢，學學別人自然方便。到了後期，困頓擺脫，責任感加強，對創作武俠小說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加上屢屢試筆，多年曆練，語言、技巧也漸趨成熟，終於走出了古龍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龍獨特的“武功”。從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俠”。

以作品內容而論，梁羽生、金庸的武俠小說注重歷史環境表現，依附歷史，從此生髮開去，演述出一連串虛構的故事。但從攝用歷史材料來看，兩人又有明顯差別；梁羽生是虛構人物和事件，置入歷史背景中，以此來強化歷史氛圍；金庸則直接取來歷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俠小說，其歷史人物、事件，金庸寫來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亂真。兩者都對歷史進行了再認識、再評價，從作品含有的歷史厚度而論，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層，其寫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龍的小說則根本拋開歷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憑感性筆觸，直探現實人生。古龍的小說不是注重於對歷史的反思、回顧，而是著重在對現實人生的感受。現代人的情感、觀念，使古龍武俠小說意境開闊、深沉。

就小說人物的主流傾向而言，梁羽生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濃烈，正邪嚴格區分，人物的社會內涵豐富，但人物性格單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俠小說人物性格複雜，具有一種反傳統精神，小說人物亦正亦邪，危步於道德的懸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墜，具有“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的複雜、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複雜、矛盾之上，這樣，人性的發掘就有了深刻而廣泛的社會意義。古龍小說最注重的是人性的體驗，他常用細膩的筆觸去描寫人物微妙而複雜的情感，常用生與死、幸福與痛苦這樣尖銳對立的矛盾來表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