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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狂熱分子。考慮到這些報道的水平之低（更不消說他們對社會議題採取極為反動的立場），被他們斥罵倒也不是那麼痛苦，甚至還可以從中得到一種殉教烈士似的正義感。但我並不喜歡那段經驗，一想到在亞瑟克雷學院這裡可能會舊事重演，就讓人難免退避三舍。
最後使我下定決心的原因是，身為性別研究的教師，教導學生以科學方式解析偏見的基因程式碼、虛偽的客觀性以及惡毒的性別刻板印象（這些刻板印象組成了我們眾多文化建構的基石），我有倫理職責將自己的知識原則執行在真實人際關係的領域。因為正是在這個領域，那些隱藏的程式碼才真正造成嚴重的破壞；或者，就算不談倫理職責，至少別人要求我這麼做的時候，我不應該拒絕。要是我不相信自己賴以謀生的這份工作植根於現實人生，就等於浪費時間。
當然，我知道，這類委員會的運作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諷刺題材，在大眾戲劇和小說中屢屢可見，但我一旦下定決心加入委員會，便發現自己對這一點並不那麼在意。就像路易斯安那那些報紙並不足以讓我裹足不前，我認為職責所在的事我還是會去做。到頭來，挺身而出、盡一己之力才是最重要的。再過兩個月就要舉辦“性騷擾覺醒周”，會議的前半段都在跟兩名學生代表討論起草計劃大綱，包括“還我夜路權”活動、約會強暴講座、一場言詞程式碼會議等等。
我們投票支援並資助這些計劃之後，學生代表離開了，接著討論的是委員會主席羅傑·弗里曼所稱的“敏感問題”。問題出在一名年輕講師身上，據說他跟好幾名學生髮生性關係。目前尚無人提出正式申訴，但滿天飛的謠言顯示這只是遲早的問題。
那名講師也是英國人，名叫布魯諾·傑克遜，很清楚校方對這類行為的規定。他和我都參加過學年之初的性騷擾講座，那是新進教職員一律必須參加的活動。當時，校方律師（也是本委員會的一員）伊蓮·喬丹告訴我們必須隨時保持警戒、反躬自省，建議我們跟學生（不論異性還是同性）一對一會面時要保持研究室房門大開，並要我們留心書桌周圍是否擺放具有暗示性的物品，可能無意間冒犯或傷及敏感的學生。她舉了個例子：一名來自澳洲的客座助理教授在身後的黑板上寫了“拉美西斯”譯註：Ramses，古埃及法老的名字，尤以拉美西斯二世最為著名。一詞，這是避孕套商標的名稱。有兩三個學生因此感到不愉快，以為這是某種澳洲人吃豆腐的方式，一狀告上性騷擾委員會。那助理教授非常驚詫，表示這也是一種土耳其香菸的商標名稱，有朋友託他在紐約代買，他怕自己忘了，才寫在黑板上。校方並未正式責罰他，算是從寬處理，但他次年就沒有再拿到合約。“同時請記住，”舉完這例子之後伊蓮說，“這類事件會在各位的檔案資料裡留下記錄，一輩子跟著你。” 接著她警告我們，在課堂上討論“性”這個話題有其危險性。“顯然你們不可能永遠避開，但是請敏感一點。有些學生會覺得尷尬，尤其是如果他們認為教師沒必要提起這個話題卻說個沒完的時候。有很多學生向我們申訴教師總是在詩歌或小說裡尋找性愛象徵……”
獨角人 第2章（2）
布魯諾·傑克遜就是在這裡打斷她的話。先前我已注意到，他對於伊蓮說的話，大部分的反應都是不加掩飾的驚異和意帶諷刺的難以置信，彷彿第一次碰到這種事情。但這不太可能，因為他跟我一樣，曾在各地任教。我自己七年前從英格蘭來到美國之後，便聽過許多版本的類似規定，並不驚訝，就像，比方說，飛機起飛前看空姐示範安全須知一樣。 “等一下。”他語氣充滿挑釁的反諷。“你的意思是說，我不可以討論我教的那些書裡的性愛意象？” 伊蓮嚇了一跳，看著他。她認為自己是我們的盟友，帶來關係我們生死存亡的資訊，而布魯諾講話的口氣卻把她當成壓迫者，這點顯然使她難受。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她的視線焦慮地在房內逡巡，尋求支援。“我只是說各位必須敏感一點。” 我用力點頭，另外一兩個人也照做。
“這些孩子不喜歡教師講一些讓人侷促不安的話。”伊蓮繼續說，“別忘了，他們還很年輕，甚至不到二十歲，有些……”
“原來如此。”布魯諾說，“所以，舉例來說，我這星期正要教簡·奧斯汀的《曼斯菲爾德莊園》。書裡有一幕是一個女孩的東西掉到沙發靠背裡，她伸手到坐墊的縫隙之間摸來摸去地找。整段寫得非常含蓄，而在我看來這分明是女性自慰的意象。你是不是說我應該隨便帶過，不多談這一點？” 伊蓮此時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