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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在的鄉村已經沒有自主演進的能力。中國鄉村的命運是由城市決定的，現在大家討論“三農”，中國農業的出路，中國農民的出路不是他自己把握的，他是被工業、被政治、被城市所決定的。中國農村也不再是自覺的經濟，它也要加入到市場流通領域，一旦加入進來文化觀念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恰的。我一直強調《塵埃落定》，我不希望大家僅僅把它看成西藏的。其實從人本身來講，文化的差異，比起人類所有的共同性來講，文化的差異，生活的差異是小的，人類在共同的命運、共同的情感狀態當中，共同的最基本的問題，在生存命題面前共同性大於差異性。在我的文學觀念裡，文學不是尋找差異性的，而是在差異當中尋找全人類的共同性，文化價值。我之所以要強調這個，因為很可能被人誤讀為少數民族題材就變成簡單的，狹義的，抗議的、不滿的東西。其實我的東西更多的是個人的生活。整個中國農村都在面臨這樣的問題。甚至到了國外，到日本、歐洲專門去農村看，發現日本的農村、歐洲的農村，僅僅比我們的農民更有錢一點，生活稍微安適一點，更有安全感，但是他們農村面臨的問題跟我們一樣，不再有農村了，鄉下無非是房子好一點，但總體來講還是淒涼的，不會再有新的文化。鄉村還是老人在家裡，年輕人都在城裡，當然他們打工的條件比我們打工的條件好，但是鄉村文化的衝擊在全球是一樣的，當然在中國當下的情況當中更厲害，漢族地區一樣。但是少數民族地區更面臨著雙重的，既有本民族文化的瓦解，因為中國所有的少數民族文化沒有城市文化，就是鄉村文化，就是農民的文化，牧民的文化，不存在城市文化。所以它的文化被瓦解的悲哀是雙重的。
問： 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文化崩潰，現在也面臨道德的崩潰，在這樣的環境下，在*的環境下，道德崩潰表現的也很強烈，為了守道，機村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 一般來說解放前的時候，一般的人都會自由一些，寫到當下的時候，尤其是西藏，有沒有覺得自由度被束縛？
阿來關於《空山》的問答（3）
阿來： 沒有。其實要看怎麼理解。有一部分作家恐怕對題材的依賴性很大，他對題材本身內涵的挖掘相對弱一些，他就一定要在某一個界線中碰這個題材，引起關注。但是我覺得我不是這樣的，我不需要挖掘，我表達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中國的題材歸類的厲害，尤其少數民族題材，如果你作為一個作家，你想到少數民族，就只想到它的特殊性，只能在差異性上做文章，這時肯定面臨著很多困境。如果說寫西藏題材就是這樣的空間，我馬上會放棄，寧願寫別的題材。但其實對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講，即便在當下可以允許的空間中，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我們缺乏的是闡述的能力、表達的能力。現在的人很容易推卸，給自己找藉口。我覺得我在表達上，沒有限制。如果有限制的話，首先是來自自己的藝術表達，比如語言、結構，是沒有自己想清楚的。這種小說當然要表達政治，但是更多的是本身個人的興趣，感覺到一些限制性的東西，恐怕是把社會政治作為小說表達的唯一物件的時候，也許他會感到限制。但是我不是特別關注這個層面，而是關注這個層面以下的，整個中國社會，中國的現實。
問：十年中，你還寫了一些作品？
阿來： 我跟很多中國作家的情況不太一樣，十年當然是一個約束，十年多一點。我對寫作很嚴肅，很認真，但是我絕不把寫作看成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美好的、崇高的事情，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可以讓我去嘗試。這十年當中如果要寫很多東西，我也可以寫很多東西，不是沒有故事，不是沒有材料，我佔有的資源，我覺得我在中國作家裡是非常得天獨厚的。但是確實寫完《塵埃落定》之後，我沒有這種願望，我經常講，就像轟轟烈烈談過一次戀愛，讓我第二天馬上跟另外一個人再這麼銘心刻骨的，我做不到。但是小說寫作對我來講，不是*的事情。寫完之後可以有五六年的時間，我沒有寫的願望，感情上沒有這種需要，不是沒有故事。文學藝術，藝術創作絕對是一個需要感情參與的東西，我連表達的願望都沒有，讓我每天寫一千字，唯一可以鼓舞的就是可以算多少稿費，這就沒有意思了。
後來大概到了2001年、2002年慢慢開始有這種願望，但是小有想法，小有感觸，那種想法沒有強烈到我可以寫一個很大的東西，支撐不住。也許心裡養了那麼一點氣，那麼一點情感，寫三萬五萬字，沒有興趣了。中間斷斷續續寫了一些，就寫了一箇中篇，兩個短篇。但是大概到2004年“五一”大假我去了雪山開始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