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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早晨會輕輕地自語：黃帝，對，還是從五千年的黃帝開始，哪怕是猜測。
三
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
其實，很早就有人在猜測了。
從藏書樓書架上取下寫於兩千一百多年前的《 淮南子 》，其中有一段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可見早在《 淮南子 》之前，人們不管說什麼事都喜歡扯上炎帝、黃帝了，好像不這麼扯就沒有辦法使那些事重要起來。這麼扯來扯去，炎帝和黃帝的故事就編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當然也越來越不可信。結果，到了司馬遷寫《 史記 》的時代，便出現了“愈古則材料愈多”的怪現象。
大家先是為了需要而猜測，很快把猜測當作了傳說，漸漸又把傳說當作了史實，越積越多。其中很多內容，聽起來奇奇怪怪、荒誕不經，因此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這種情形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容易體會。看看身邊，越是模糊的事情總是“故事”越多，越是過去的事情總是“細節”越全，越是虛假的事情總是“證據”越硬，情形可能有點類似。
司馬遷根據自己的鑑別標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比較嚴格的篩選，顯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職守。但是，他的《 史記 》還是從黃帝開始的。他確認，不管怎麼說，黃帝是中國歷史的起點。
這事過了整整兩千年之後，被懷疑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批近代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中國歷史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他們把可信的歷史上限，劃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認為在這之前的歷史是後人偽造的，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偽造。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按照這種主張，中國歷史的起點是公元前九世紀，離現在不到三千年。而黃帝的時代，雖然還無法作準確的年代推定，但估摸著也總有四五千年了吧。這一來，中國的歷史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體現了近代科學思維，顯然具有不小的進步意義。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國民間歷來喜歡把故事當作歷史的淺薄頑癖。但是，這畢竟是近代科學思維的初級形態，有很大的侷限性，尤其無法處置那些屬於“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人類學課題，無法解讀神話傳說中所沉澱的群體密碼，無法闡釋混沌時代所蘊藏的神秘真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會專門說一說。
其實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已經開始證明，很多遠古傳說極有可能掩埋著讓人們大吃一驚的史實。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從一八七○年開始對於特洛伊遺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對於邁錫尼遺址的挖掘，以及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年對於米諾索斯王宮遺址的挖掘，都證明了荷馬史詩和其他遠古傳說並非虛構。
就在伊文斯在希臘克里特島上發掘米諾索斯王宮的同時，中國發現了甲骨文，有力地證明商代存在的真實性。那就把疑古的學者們所定的中國歷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紀，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紀。有些疑古學者步步為營，說“那麼，公元前十四世紀之前是偽造的”。其實，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還可以從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書樓的古代典籍和現代書刊被我反覆地翻來翻去，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產生的更早一點時間，學術文化界還出現過“華夏文明外來說”。先是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他們對人類文明淵源的強烈好奇，依據某些相似的細節，大膽地拉線搭橋，判斷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東南亞、巴比倫。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巴比倫，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確實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從那裡找到了淵源，有的學者已經斷言那是“人類文明唯一的起點”。那麼，華夏文明為什麼不是呢？
連中國一些很著名的學者，也被這種思潮裹卷，而且又從中國古籍中提供一些“證據”。例如蔣觀雲、劉師培、黃節、丁謙等等都是。當時的一份《 國粹學報 》，就發表過好幾篇這樣的文章。讓我驚訝的是，大學問家章太炎也在他的《 序種姓篇 》中贊成了外來說。
設想都非常開放，理由都有點勉強，往往是從一些古代中外名詞在讀音上的某些相近，來作出大膽的推斷。例如章太炎認為中國的“葛天”，很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