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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麼偉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後塵？
“天意從來高難問”。
那就不問了，我們只能面對“天意”的結果，反覆驚歎。
有人說：“世上無仲尼，萬古如長夜。”那麼，其他民眾也會說，世上如果沒有釋迦牟尼，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人類的歷史將會如何如何。這種稱頌中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判斷，那就是：歷史的自然通道，本應該如萬古長夜。從黑暗的起點，經由叢林競爭、血腥互殘，通向黑暗的終點。萬古長夜裡應該也會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閃耀吧？問題是，能使星星閃耀的光源在哪裡？
於是，不知是什麼偉大的力量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幾個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時出現在世界上。頃刻之間，一切都不一樣了。從此，人類也就從根本上告別荒昧，開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貴。
精神光源與自然光源不一樣，不具備直接臨照山河的功能，必須經過教學和傳播機制的中轉，才能啟迪民眾。因此像稷下學宮和雅典學園這樣的平臺，足以左右一個民族對於文明光亮的領受程度。
七
說起來，雅典學園是一個總體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先後創立的好幾家學園。差不多兩千年後，義大利畫家拉斐爾曾在梵蒂岡教皇宮創作過一幅名為《 雅典學園 》（又名《 哲學 》）的壁畫，把那些學園合成了一體，描繪一大群來自希臘、羅馬、斯巴達等地的不同年代、不同專業的學者圍繞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爾甚至把自己和文藝復興時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畫到了裡邊，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
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這個觀念，正是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內容。
歐洲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生。這次重新上學的結果十分驚人，歐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後看”這兩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當作了同一件事，藉助於人類早期的精神光源，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使前進的腳步變得更經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國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這樣的運動，這是比不上歐洲的地方。但另一個方面，中國也沒有經歷過中世紀，未曾發生過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斷，這又很難說比不上歐洲。當那些早就遺佚的古希臘經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馬隊行囊中長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帶的神學院一點點收集、整理的時候，中國的諸子經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為九州課本，風光無限。既然沒有中斷，當然也就不會產生歐洲式的發現、驚喜和激動，這便由長處變成了短處。
這些長長短短，是稷下學者們不知道的了。我們的遺憾是，一直沒有出現一個歷史機遇，能讓拉斐爾這樣的畫家把稷下學宮和後代學者們畫在一起，讓所有的中國文人領悟：大家都與山東臨淄那個老城門下的廢墟有關。
詩人是什麼
一
大地為證：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親近詩。
這並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流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迴盪起“詩三百篇”，也就是《 詩經 》中的那些句子。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於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於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們遠祖的精神起點很高。在極低的生產力還沒有來得及一一推進的時候，就已經“以詩為經”了。這真是了不起，試想，當我們在各個領域已經狠狠地發展了幾千年之後，不是越來越渴望哪一天能夠由物質追求而走向詩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詩為經”的境界嗎？
那麼，“以詩為經”，既是我們的起點，又是我們的目標。《 詩經 》這兩個字，實在可以提挈中華文明的首尾了。
當時流傳的詩，應該比《 詩經 》所收的數量大得多。
司馬遷在《 史記 》中說，是孔子把三千餘篇古詩刪成三百餘篇的。這好像說得不大對，因為《 論語 》頻頻談及詩三百篇，卻從未提到刪詩的事，孔子的學生和同時代人也沒有提過，直到三百多年後才出現這樣的記述，總覺得有點奇怪。而且，有資料表明，在孔子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 詩經 》的格局已成。成年後的孔子可能訂正和編排過其中的音樂，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無論是誰選的，也無論是三千選三百，還是三萬選三百，《 詩經 》的選擇基數很大，則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