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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至今讀來仍然引人入勝。關於這個過程的電影、電視鏡頭至今還經常出現，而人們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恐怕就算這一張了。
誰是“四五英雄”？（1）
“四五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就不用說了，然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四五運動”還造就了一大批響噹噹的攝影家，甚至可稱為中國攝影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許多新的觀念、新的形式、新的風格都誕生於此。這一批人非同尋常，其中有不少是中國高官的子女，有著強大的政治背景和優於常人的經濟實力，但是他們在攝影事業上卻非常地平民，非常地投入，因而也就對攝影的發展貢獻很大。“四五名作”之一《力挽狂瀾》的拍攝者，就是中共###，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 宣 部部長鄧力群的女兒羅小韻。
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時，鄧力群被冷落為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因為那時他是“鄧小平的人”，而鄧小平在1976年時正受排擠，鄧力群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過。這個時候他女兒羅小韻能夠拿起相機去天安門拍照，真是吃了豹子膽了。其實現實中的羅小韻，就是個吃了豹子膽的性格。如今，她還能清晰地回憶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
每個人在小時候都有過理想，並憧憬著它的實現；但是真的長大成人了，你才會發現，你所從事的事業常常是自己不曾想到過的，我便是這樣跨入攝影之門的。
1973年，我結束了5年的插隊生活（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5年），賦閒在家一年。正好家裡有一臺相機，周圍的朋友、親戚有喜歡照相的，受他們的影響，我開始對攝影產生了興趣。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門廣場掀起的洶湧波濤，第一次使我省悟到了攝影的真正價值，從那時起，我就和攝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1976年1月8日的下午，我的家人接到一個電話，之後家裡的氣氛變得十分凝重；一種不祥的感覺出現在我的心裡。我小心地問道：“出了什麼事兒？”媽媽告訴我，周總理去世了！話還沒說完，眼淚便奪眶而出。儘管在這之前，就聽說總理病重住院，但噩耗傳來，我們仍然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晚飯全家人幾乎都沒有吃，空蕩蕩的房間裡時不時傳出哭泣聲。
第二天清晨，我拿上相機，直奔天安門廣場。天安門的國旗已經降了半旗，天氣陰沉沉的，跟我們的心情一樣；感覺很壓抑。1月11日當人們聽說總理遺體要火化的訊息，首都上百萬群眾不約而同地冒著寒風；聚集在長安街至八寶山的道路兩旁，給總理送行。而後，人們又湧向了天安門廣場，為了能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一束鮮花和花圈，有時要等候一個多小時。紀念碑周圍的松樹上掛滿了小白花，悼念的人群中經常有人哭得暈了過去，醫務人員自發地在紀念碑前為悲痛欲絕的人們設定了臨時急救臺。而“四人幫”一夥兒對全國人民的悼念活動進行了壓制，人民心頭的怒火越壓越重，終於在清明節前像火山一樣地爆發了。
1976年3月25日，第一個悼念周總理的花圈出現在紀念碑前。而後的10余天中，首都人民到天安門為周總理獻上了數以萬計的花圈和詩詞。那時我還在北京新興襪廠當工人，正好清明節前的這一週是夜班，每天早晨6點15時下班，20多分鐘便到家了。吃完早飯，大約8點左右，揣上相機，騎上腳踏車去天安門廣場。當時我家住在朝陽門內，穿衚衕沿著南小街南行，再穿過史家衚衕至東單，沿著長安街西行，在長安街上，便可以看到一隊隊人群抬著花圈往天安門走。我幾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兩三個小時，晚上10點又去上夜班。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星期，當時年輕，不覺得累，就是略感疲倦，但一到天安門廣場，整個人就像被注射了“興奮劑”，疲倦全無。看著那一隊隊送花圈的人群，有老人，有孩子，有工人，有學生，有機關幹部，有唸詩的，有抄詩的，還有寫血書的，我的心就一次次地被這些情景所感動著。我和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懷念周總理，用行動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發出我們的怒吼。
當時我只是一個攝影愛好者，條件很差，有一臺老式萊卡相機，只有一支標準鏡頭，用的是保定膠片廠生產的“代代紅”黑白膠捲。由於當時險惡的政治形勢和經濟上的制約，不可能拍很多片子，只能揀重點、有代表性的畫面拍，在可能的情況下多拍一點。實際上在廣場上呆一天，並不是每時每刻都在拍照，更多的時間是在廣場上和大家一起看花圈上寫的輓聯和詩詞。有時候看到精彩的，也拿筆抄錄下來。因為廣場上每送來一個新的花圈，總會有一些新的詩詞貼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