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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拍攝之外，用於對外報道的攝影記者，只有八一廠的攝影隊和從《解放軍畫報》調來的攝影記者孟昭瑞了。這一次，連新華社都沒有名額，可見條件要求有多嚴。另一個原因是，原子彈主要的牽頭單位是部隊，因此由解放軍派出記者也是順理成章。當時孟昭瑞是軍方派出的攝影記者，並不代表軍畫報。如今想起來，孟昭瑞覺得很榮幸的同時，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當時的壓力——畢竟只有一個人在拍啊，萬一有個閃失將無法交代。
從技術上講，這是中國誰都沒拍過的東西，幾乎沒有經驗可循，似乎一切都心中沒數。它到底怎麼爆炸，冒什麼煙，火球多大，怎麼變化，能維持多長時間，亮度多大，如何曝光，還無法測光……一切都不知道，還要站在幾十公里之外的安全地帶拍，還得穿著白色的防化服，尤其是戴著幾乎是純黑色的眼鏡，連取景都困難許多。若爆炸成功了照片拍壞了，那才真要“吃不了兜著走”呢。
我當時是軍畫報的機動記者，經常跑重要新聞，單位和家裡也就習慣了，這次又是。當時的社長高帆告訴我說，有個重要任務，你去找××人吧。家裡人也不知道，也不問。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特色，服從組織，聽從命令。我搭著專機到了羅布泊的馬蘭—這也是後來起的名字，那地方常開馬蘭花。這裡是實驗基地，有想象不到的困難。沒有菜，沒有水，有也是苦的。天天吃罐頭，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