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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攝影家們有意無意間就記錄了歷史，使我們現在有機會來回顧那段歲月了，這才是我們在浩劫之後能有的一點點欣慰。就這一點來講，攝影家對社會歷史的貢獻真是大大的。現在讓攝影家呂相友給我們講述照片的故事。
那時我是《人民日報》的攝影記者。1966年，“文革”已經開始，8月18日，首都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和全國各地的群眾。當時我們不知道，只是按要求到天安門城樓上去，沒想到，我去的時候毛主席早就到了！
原來那天毛主席就是到得早。此前的背景是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透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打倒劉少奇已成定論。人們開始搶購“毛著”，各地的紅衛兵陸續到北京集中。於是毛主席決定8月17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各地的紅衛兵組織代表。預定在早晨7點半開始，紅衛兵們凌晨一點就開始往天安門走，而毛主席在凌晨5點與太陽同時出現在天安門上。為什麼這樣早？一個說法是北京的夏天熱，早晨涼快，而且保安措施更好辦些。另一個也可能有“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意思。
讓記者吃驚的不僅是主席來得早，而且他老人家還穿了一身草綠色軍裝！這讓其他領導人措手不及，趕忙紛紛去換軍裝，要跟偉大領袖保持一致啊。這也是毛澤東在1949年進京城時穿過軍裝以外，第二次在和平時期穿了軍裝。
經過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劃，8月18日，凌晨一點開始，上百萬各界代表就陸續走向天安門廣場。廣場的正前方是高舉著《第一張革命大字報》模型的北京大學師生隊伍，其他依次是來自廣州、上海、天津、武漢等地的師生。觀禮臺兩側是數以萬計的紅衛兵代表。與太陽同步，凌晨5點，毛澤東在一名女兵的陪伴下走下了天安門，穿過金水橋，和群眾握手，然後回到城樓上，手拿軍帽向大家揮手，一瞬間，整個廣場在一片紅旗的掩映下，變成了“毛主席萬歲”的歡呼的海洋。7點整，1500名紅衛兵代表被告知：將有紅衛兵代表到城樓上和毛主席一起檢閱。7點16分，毛澤東在城樓上單獨接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40名師生代表。7點30分，慶祝大會正式開始。陳伯達主持，林彪講話，後來讓毛澤東覺得“討嫌”的“四個偉大”也是從這次林彪講話開始的。
在天安門城樓上，紅衛兵代表宋彬彬把一個紅衛兵袖標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毛預設了。呂相友拍攝時，就是毛主席戴了袖標之後。就在這次，毛問這個紅衛兵小將叫什麼名字？宋回答說是宋彬彬。毛說，“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本是句玩笑話，但從此宋彬彬真的改名為宋要武了。後來確實有一些人把名字改為“文革”、“要武”、“衛東”等等。
我經常跑中央新聞，知道領導人的排名順序，今天一看不對了：原來劉少奇排第二，現在是林彪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只排到了第八位。我到了城樓的大廳裡，主席在那裡，過一會，江青來了，陳伯達也來了，正值夏天，他卻穿著大衣，他怕冷。毛主席是臨時決定穿軍裝的，因為他很胖，身邊的人根本沒準備，還是臨時借的中央警衛團團長的軍服，也不太合適，這些現在看來都是反常的，可我們那時根本不知。
檢閱開始了。我只忙著拍照，當時能上城樓的就幾家記者，如《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等。我帶了萊卡M3，用廣角，最近處離主席只有米，我往外探出身子拍，周總理還關照著我們，讓警衛提示我們注意安全。當時能夠站到這個位置上的只有我，我不停地拍，這樣的畫面只拍了一張，因為不能長時間站在那裡。就聽下面有遞條子的、有大喊的，說：“我們要看毛主席，不看記者的屁股！”那時候紅衛兵可惹不起。
第二天，照片見報，惹了麻煩。原來那天主席戴了頂帽子，帽子又小，結果主席激動時就把帽子摘了握在左手裡，我當時拍的是黑白片，加上印得不好。被紅衛兵小將們看見了，說：“像一隻腳踏在了毛主席的肚子上！”這還得了！小將們馬上找到《人民日報》社，那時我們在王府井辦公，他們一二十個人手裡拿著皮帶聚在門口要找記者算賬。結果我們報社的一些負責人就出去跟他們解釋，把原照片拿給他們看，說的確是印刷問題，我們大家對毛主席是熱愛的。這樣才過了關。那個時期有一些日子甚至要把報紙對著太陽看，就怕出問題。但是這樣很費事，每次要發稿時都快凌晨一點了，哪有工夫每張報紙都“透視”著看？因為有人就這樣看，然後找到一些比如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