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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著天壤之別，又有多少人能夠摸一下照相機呢？作為建築兼意識形態符號，那時候天安門與偉大領袖緊密相連，長城則與勞動人民密切相關。20歲出頭的何世堯雖然是《人民畫報》攝影記者中的小字輩，但他心裡總想著要拍出一張像樣的長城照片，他甚至具體想到，要拍一張“一抹朝陽染紅燕山峰巔，長城在灰藍色的群山中隱約盤旋”的作品。這次，他揹著沉重的相機，走出了長城，他想到那邊的山頭上看看效果，幾經爬山觀察，終於，那個冥想之中的畫面出現在何世堯的眼前！
1962年的8月，我和敖恩洪老師還有我們畫報社的另兩位記者一道去了長城。這次報道長城的起因是人民畫報想系統地、比較新穎地介紹長城。我們幾位編輯記者事先翻閱了過去報道長城的報刊，做了許多準備工作，編輯也給我們幾個講了他的想法，最後我總結了就是那兩條：一多一少—“站在長城上拍長城的多，早晚時分拍長城的少”。所以我就儘量要找到長城以外的角度。本來我想拍一張早晨陽光漫射、山體蜿蜒的長城。所以大家說好要早一點出發。那時候我們幾個年輕的都住單身宿舍，司機就和我住在一個屋。果然，我們按計劃天不亮就出發了。那時候路上人少，車也少，社裡派了個波蘭產的華沙牌小車，日出前就到了。到那才發現，我們全錯了。因為長城是在山上，所以日出時山裡還是黑暗的，長城更是什麼也看不見，等太陽照到長城時已經是上午9點多鐘了！哪裡還有什麼“日出長城，朝霞漫射”？
希望就放在下午了。我們幾個中午簡單吃了點東西，下午就各走各的了。我開始往東爬，打算從東往西拍。半道看見敖老師坐在石頭上，大概是他歲數大了，走累了。我向他招招手錶示我在這裡，他讚賞地點了點頭。他一向鼓勵年輕人去創作，這次來也是這樣。
上午我已經拍了幾張，但都不理想。到了下午3點多，我突然發現了一個角度，是在長城之外，那個冥想中的畫面馬上就要出現在我的眼前！角度是找到了，算是有了“天時”，但似乎還美中不足，於是我就架好了林好夫相機，裝上了180mm的鏡頭，滿滿地把長城裝了進來，耐心地等候。一直等了兩個多小時，大概在5點多時，“地利”出現了。這時的長城，蜿蜒曲折，夕陽把長城照得輪廓分明，空氣中瀰漫著暖暖的光線，山體的幾起幾伏讓我十分激動，我開始拍。那時沒有那麼多膠捲，覺得好了就按一張，過一會兒又按一張，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拍了6×9的反轉片整整一卷！天色將晚，我帶著興奮勁兒往山下走，幾路人馬都會合了，大家各自交流著體會，車停在那裡，已經沒什麼人了，現在從畫面上看，還能看到我們的那輛車。一路帶著興奮和疲勞回到城裡在新街口那裡吃了擔擔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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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民兵》：紅光亮的代表作（3）
一卷只有8張，要知道那時在同一個位置拍8張是要受批評的。結果回來一衝，不但沒挨，還得到一致肯定。當年在《人民畫報》上一發表就引起好評，此後就連續被採用，直到今天，還不斷有各種媒體在約稿。
後來這張照片用得多了，底片也褪色的褪色，劃傷的劃傷，為了搶救這張作品，我根據當時《中國風光》大畫冊的色彩，自己複製了一張負片，再根據新華印刷廠的打樣放出一張標準的照片，再把這張照片翻拍成反轉片，總算有了個底片。現在外面的約稿都是根據這些底片放的。
後來社裡的同志們讓我再去拍，我也想再去看看。結果又去了兩次，角度是一樣的，但怎麼也拍不出第一次的感覺了。再後來也有別人去拍，但是都沒有同樣的效果了。這一點我也很疑惑。後來我研究出來，原因是那造成遠近山體隔離感的微微霧靄難以遇到，沒有那樣的光影了。季節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冬天或夏天都不行，只有在夏末秋初才有這種效果。所謂“天時”可遇不可求。
1974年中國政府送給了聯合國總部兩件禮品：一是按照何世堯這張照片織繪的長城壁毯；二是“成昆鐵路”的牙雕。去過聯合國的朋友回來告訴何世堯，說你那個“長城”在美國掛著呢。還有朋友去瑞典回來說，你那個“長城”人家印在背心上了。在那個年代，人們基本上沒有著作權、版權這類概念，連人都是黨的、國家的，何況一幅照片了，所以署名問題、稿費問題，也就不是問題了。
對於《巍巍長城》，著名的郵票設計家邵柏林曾說：誰能拍出眾人皆拍又眾人皆無的作品，那才叫真正的艱難。何世堯的《巍巍長城》，客觀上把拍攝長城的標杆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意味著他給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