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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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能脫離聯邦調查局風格的拘謹的社會生活，一連十二年下來，奧德麗終於在1954年因心力交瘁而病倒，當時馬克一家生活在西雅圖。後來她總算恢復了健康，可依然很脆弱。當瓊長大成為一個美麗而倔強的女人後，她們母女又常常發生爭執。馬克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後，晚上又在家中調解她們的矛盾。
20世紀60年代是馬克職業生涯的尾聲階段，也是美國社會發生鉅變的時期。費爾特一家也親身感受到了這種變化，瓊離家去了加利福尼亞一個農場，開始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並加入了一個宗教社團。全國反對越戰的呼聲越來越高，新的生活方式——性解放、吸毒、搖滾樂等等拉遠了兩代人之間的距離，城市裡充斥著激昂的情緒，激進的政治思想十分流行。
這樣的社會潮流，聯邦調查局也難免捲入其中，它的許多行動都引起了政治和司法領域的廣泛注意。在肯尼迪政府的授意下，聯邦調查局在馬丁·路德·金的房間裡安裝了竊聽器，試圖監視兩名與共產主義組織有聯絡的顧問對金的影響。從不偏離胡佛政策的馬克支援聯邦調查局對馬丁的監聽行動，但不贊同他的對手——反間諜行動負責人沙利文主張的威脅恐嚇那些民權領袖的行動。
馬克退出了沙利文參與籌劃的休斯頓計劃，該計劃最終也被胡佛否定了，因為那是尼克松政府用來向自己的對手開展情報戰的。馬克同沙利文之間的無聲戰鬥並不僅僅反映了他們在政策上的分歧，還關係到聯邦調查局的未來。白宮的幕僚們所推行的那個休斯頓計劃是他們制約政治對手的關鍵手段，特別是對那些反對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沙利文參與籌劃休斯頓計劃的目的是在與胡佛的權力鬥爭中贏得政府的支援。而費爾特則站在胡佛一邊，因為他明白如果這個計劃得到批准，白宮就將派出一個代表來協調和指揮聯邦調查局去從事一些最為敏感的行動，其中許多行動的合法性都值得懷疑，那樣聯邦調查局可貴的獨立性便會蕩然無存。
序言（13）
1970年10月，沙利文與胡佛公開決裂。沙利文在一次演講後說，新左派運動成為對美國的新威脅，效仿蘇聯的美國共產黨則大勢已去。胡佛已經透過常年宣揚蘇聯威脅論從國會那裡爭取了不少經費，而他的蘇聯威脅論的根據大都來自於沙利文蒐集的情報，他聽了沙利文的論調後大為震怒。沙利文的意圖也很清楚：那些言論多半是在白宮的授意下發表的，因為當時白宮正在設法平息公眾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以便為總統即將參加美蘇武器談判，進而在1972年訪問中國打下基礎。1971年8月，沙利文給胡佛寫了一封信，大膽地建議他退休，可他打錯了算盤，反而被胡佛解僱了。這使馬克成了聯邦調查局內部唯一的局長候選人。
可這並沒有為馬克的進一步提升鋪平道路，八個月後胡佛去世的時候，白宮從外部任命了新的局長格雷。格雷上任一個月後，水門事件就發生了。對於馬克和聯邦調查局來說，那是個空前脆弱的時期，馬克和胡佛的擁戴者們失去了為他們頂住各方壓力的局長，也失去了胡佛手中赫赫有名的私人檔案，據說那些檔案裡有許多政客的把柄，專門用來對付那些干涉聯邦調查局的政客。儘管還有一部分沒有銷燬的檔案被格雷和馬克掌握了，可沒有了把柄，馬克從胡佛那裡接手的也只是一個沒有應變能力的局長職權。一句話，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威懾力隨著胡佛一起走進了墳墓，這使聯邦調查局面對政治干涉十分無助。
馬克在本書中表示，他在那個夏天充當“深喉”的目的就是讓白宮處於公眾的視線下，以阻止它干涉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行動。這種初衷在華盛頓是相當尋常的；可沒想到一開始並不引人注目的內幕揭發行動卻變得越來越大膽。1972年10月，馬克與伍德沃德開始了他們勇敢的合作； 這對日後推翻尼克松政府起了關鍵的作用。
直到現在，公眾還認為水門事件的披露是兩個勇敢機智的年輕記者的英雄行為，就目前的情況而論的確是這樣。可真正在整個事件浮出水面的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提供情報的那個聯邦調查局高層人士，要知道，在那之前他已經為檢察官們和大陪審團撰寫了三十年的調查報告。
馬克在扮演“深喉”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不是防止在與伍德沃德會面時被發現； 而是在與同事共同查詢洩密者的過程中避免被懷疑。在1972年夏天，他和格雷命令對下屬進行盤問，並要求每一個下屬在接受提問前宣誓說實話。後來司法部長理查德·克蘭丁斯特對他產生了懷疑。馬克說服格雷不要相信那些荒唐的懷疑。據馬克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