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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嘛，不是說你東陽三建就沒有。可是……”廳長的話還沒有說完，樓忠福就插了進來，依舊是笑嘻嘻地說：“那就謝謝廳長了。我等了這麼久就等廳長你這句話啊！”廳長都被樓忠福的“滑頭”逗樂了，他趕緊補充說：“謝什麼，我可沒有批准你。”
兩人都開心地笑了起來，樓忠福又乘機給廳長遞過一支菸，然後又點上火。
“廳長，我們鄉鎮企業可不容易啊，什麼都得靠自己。但我們做得並不差，要是廳裡能夠更多點支援，我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們可一樣都是您手下的兵，照樣給國家納稅，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嘛。”樓忠福乘勝追擊，“進逼”已經有點疲乏的廳長。
廣廈——春天就是“準生證”（3）
“樓忠福，你這話說得沒錯，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對你對事業這股勁我也體會到了。我看現在也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我會把你的話放在心上的。”
就這樣，樓忠福給廳長留下一個不錯的印象和一大堆的菸蒂後，就去睡覺了。
第二天一早，樓忠福第一個到會場，挑了一個最前面的正中位置。樓忠福要在廳長的眼皮底下聽他講話，一來是表示對廳長的尊敬、加深他的印象，二來是要仔細聽廳長講話的內容。
果然廳長在講話快結束的時候，提到建築企業集團的問題。但他只是簡單地說說並提醒大家，搞集團公司，有條件的可以搞，但不要一窩蜂地搞。樓忠福這時候心裡有數了，因為他知道東陽三建是第一家申報的，當時浙江省別的建築企業有意向搞集團的不少，但開始申報的還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省廳不完全支援，至少不會強烈反對。
很快就到了5月30日，樓忠福再跑建設廳，但廳裡主管部門仍然沒有蓋章。金華市那邊能夠蓋的公章都蓋了，但有的公章還得等省廳的批文和公章。6月1日，工商局也破例地先把營業執照先發了，可是省廳主管部門還沒有在“準生證”上蓋章。怎麼辦呢？大家都很著急，卻無計可施，唯有等待樓忠福的安排。樓忠福經過這一個多月的奔跑，本來粗壯的身體也變苗條了。6月1日晚他再也不忙了，他只是跟公司骨幹們說：“通知大家準備好，後天就掛牌！先把孩子生下來再說，不齊的手續可以再補。我看改革的春天就是最大的‘準生證’。”★
1992年6月3日上午，一個“春天的孩子”誕生了——“浙江廣廈建築集團公司”的牌子被高高地掛在東陽三建大廈的門口。樓忠福由一個鄉鎮企業經理，搖身一變成了浙江第一家建築企業集團公司的總裁，手下員工1萬餘人，成員企業18家，集團總資產5000多萬元。
1992年中國的新鮮事很多，也是在1992年的6月，中國國家足球隊迎來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練——德國人施拉普納。這個純粹的巧合，為一年後樓忠福又一個漂亮行動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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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自由的大門（1）
市場經濟的大旗在1992年的改革東風中高高飄揚的時候，那些支援市場化改革的老一輩經濟學者都樂得像一群孩子一樣。也許是太在意於“送走瘟神”的勝利了吧，他們很多人竟然一時忘記了“宜將剩勇追窮寇”的重任。倒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及時留美“補課”的吳敬璉，在高興之餘不忘記向大家含蓄地預告“重頭戲還在後頭”！而年輕的樊綱則單刀直入，把銅板的另一面翻開——“單一的公有制永遠搞不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
窮寇找到了，而改革力量的追兵也立即趕到——所有制問題或者說產權問題，從1992年開始，逐漸成了中國經濟改革演義中的最新劇目。其實這才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產權的明晰化和多元化不僅是企業生命力和獨立性的根本保證，也是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微觀基礎。但這個核心問題在當時還相當敏感，而且任務也很艱鉅。當然，中國的改革路線註定是溫和的、漸進的、非均衡的，就像面對黔驢的老虎一樣，總是一點點由邊緣開始試探，慢慢向中心逼進的。所有制問題的突破，也是個別地區、個別部門從不那麼敏感的“準國有”企業開始試探。山東的諸城市和廣東的順德，就是在1992年悄悄地把改革的筷子伸向“產權”這隻螃蟹的。這兩個地方也因為先行一步的成功，而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後成為全國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榜樣——“靚女先嫁”這句地道的廣東話就是從順德走向全國的。
不過向來“吃飯筷子可撐船”的浙江人，向產權問題伸手的速度並不落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