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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就能增進每個人的福利。這正是哈耶克所說的偉大的社會倫理規範中的“社會貢獻”。這大概也是為什麼阿馬替亞？森論證說“嚴重饑荒從來不發生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重要原因吧。
一個人的衣食住行總是有限的，真正的守財奴畢竟是人群中極端罕見的異類。個人財富超過一定的數量之後，財富的“社會屬性”就完全超出了它的“所有權屬性”了。或者說，個人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就自然變成了社會財富——這當然不是指“吃大戶”，而是指財富實際的社會效應。這就是為什麼部分中國民營企業家會說“財富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數字符號”。
財富與愛心一起流動（2）
據說美國的各種慈善基金總額約佔GDP的９％，而在中國，即使是較早發展慈善事業的上海，這個比例也僅為千分之一。
不過，如果我們只簡單地據此斷定中國富有的民營企業家群體對慈善和社會公益事業的熱心不如美國富人高，而不去看看美國的文化和社會環境是否比中國更適合人們創造和擁有財富，那麼我們一定錯了。
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艾豐先生說：“我認為中國只有造就一個不僅自己創造的財富能夠安全地在這裡存在，外邊有錢的人也覺得你這兒安全而到你這兒來，這個國家才能富。就像土壤一樣，你能把財富這個養分留下，而不是一下雨全沖走，這個土地才是肥沃的。所以一定得把群眾這個觀念轉變過來。”
人都是需要道義承擔和責任分擔的，不過對於企業家來說，最首要的責任往往並不是捐錢捐物，而是首先要經營好企業、為市場提供最好的產品或者服務、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後者對於社會的貢獻其實並不比前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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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則徐到吳敬璉
鴉片戰爭一役，大清能臣林則徐並未能為滿人的大清帝國和“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中華文明打出一個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塊的撞擊，倒是很快震裂了中華的蒼穹，一塊巨石從天而降，化作一個“三千年未遇之奇變”的參天問號。
斯時至今，大凡有點家國情懷、歷史眼光的中國人，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只要開始邁開思維的腳步，就都無法繞過這塊落自蒼天的問號——“如何結束災難，如何復興中國”。
一百多年來，我們中華民族可以說是災難接著災難，屈辱連著屈辱，危機跟著危機。對亡國滅種的憂與懼，對中華文明的痛與恨，曾深深折磨著中華的仁人志士★，林則徐、魏源奇變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孫黃辛亥一代如此，陳獨秀、魯迅五四一代也依舊如此。而絕對孤獨中的陳寅恪和顧準同樣繞不過“娜拉走後怎樣”的天憂。
“結束災難，復興中國”成了中國這一百多年來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緊迫的問題★。改革開放後活躍起來的知識分子，如袁偉時、吳敬璉、茅於軾、朱學勤等，在談起自己的學術生涯的心路歷程時，也大多把對於“結束災難，復興中國”的追問和求解，視為自己學問研究的第一、同時也是終生的推動力。
1945年之後，亡國滅種的危機總算緩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災難卻仍未見減少。其後，一箇舊世界被砸爛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蟲”和“資本主義尾巴”也被橫掃淨盡了。但是這個災難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國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邊緣。浩歌狂熱之後，面有菜色的中國人終於看見天上的深淵——與天、地、人“其樂無窮”地鬥了幾十年的國人突然發現，自己的口袋和腦袋也被鬥得“一無所有”。
此時，一個並不算高大、也沒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習氣”的身影正從中國政治舞臺的邊沿向中心迴歸，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變化”了——中國的國運正到了否極泰來的轉折點。在後世的史家眼中，這一幕必然悲壯如摩西帶領猶太人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這一次真正是“時間開始了”，但是太多的災難、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險惡、太多的絕望、太多的自相殘殺和太多的“無端狂笑無端哭”，已經讓這個民族清醒地體味到“結束災難，復興中國”的艱鉅、複雜和欲速不達了。
走過1989年，走過1992年，走進新的千年，也走進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四代。中國人用自己的裝置遨遊了太空，中國經濟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價，中華民族的信心曲線，正攀向1840年以來的最高點。
自信從來不在舉國狂呼“戰天鬥地”、“一句頂一萬句”的時候出現，真正的自信總是與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