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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是坐在“開往春天的地鐵”上。他們不假思索地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思考，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指導一切的真理，不假思索地頌揚新世界的一切。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1950年就非常熱情、積極地參加到《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中去，幾乎很少有人真正懷疑過，自己正在努力營造的可能是一艘“泰坦尼克”號，連胡風、顧準等人也不例外。
在不多的例外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故意選擇了廣州嶺南大學的陳寅恪。1949年底，熟讀變亂、歷經變亂的陳寅恪就在歡騰中洞見了欲來的山雨——“名山講席無儒士，勝地仙家有劫灰”。另一個，就是已經被人遺忘的留美農學教授、四川人董時進，他在1950年上書中央領導反對“土地改革”，直陳土地改革的弊病和禍害。將董時進這個被遺忘的人“挖掘”出來的當代學人謝泳作過這樣的評價：“1949年以後，在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董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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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堅硬”的鐵匠（2）
樓茂春沒有文化，對一切正在醞釀的政治風雲變化無從預見，也沒有太多的感想。他只相信自己的鐵錘不僅可以打出鋒利的鐮刀，還可以打出自己美好的生活。不過，當暴風雨來臨的時候，無論是秀於林的高木，還是貼著地面的小草，都一樣受到波及——只是遭遇不同而已★。
陳寅恪一類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是“著書唯餘頌紅妝”，而佔當時中國億人口80％的農民則是“生產必須合作化”——被喻為土豆和散沙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終於被生硬地裝入了進口的“蘇聯麻袋”。
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運動從1951年開始席捲整個中國。據東陽縣誌記載，1951年7月，該縣吳寧鎮組建了第一個鐵業合作小組；同年年底，整個東陽的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增加到五個；1952年，增加到26個合作小組，一個合作社；1953年出現反覆，但年底又增加到28個小組，三個合作社；到1956整個東陽的手工業合作化工作完成。
樓茂春在1952年加入了吳寧鎮的鐵業合作社，但是很快，他就感覺到大鍋飯不好吃。一個人一天可以幹完的活，在合作社內，可能要三個人三天才能幹完，生產效率極其低下。13歲就拜師學藝的他，在師傅的調教下不僅學得上好的手藝，也培養了非常勤勞刻苦的職業精神，很是看不慣幹活偷懶的作風。耿直的性格，加上他的手藝在東陽、義烏一帶小有名氣——在兩縣的打鐵比賽中，他成了“打鐵狀元”，所以他找領導抱怨合作社的弊病，並要求離開合作社。合作社的領導對他的“叛逆”非常吃驚，非常嚴肅地批評了他的“單幹”作風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並警告他不要“不識時務”。但是他還是堅決地在進入合作社半年之後的1952年底，頂著領導的責罵和恐嚇離開了。
他不知道，這一年，一個後來被認為是“替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挽回一點面子”★的顧準，也在上海被“處理”了，罪名是“一貫存在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政策方針，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
新年之後的1953年，他自信地設計了自己的人生計劃。他不知道，新中國的領導者這年也正在執行建設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他看不到大地將被深深犁起，看不到地上的花草樹木將被新泥掩埋，看不到有人想把野草和螞蟻也組織起來納入蘇聯進口的“麻袋計劃”之中。
離開合作社後，結婚已經好幾年的樓茂春也與父母兄弟分了家，但他很快就組建了自己的“合作社”——他與妻子王鳳珠開起了自己的打鐵鋪。夫妻倆在吳寧鎮上租了一間平房，這間每天以一斤米租來的平房，既是他們的家，又是這個“夫妻合作社”的車間和寄託美好未來的“造夢工場”。
就像黃梅戲《夫妻雙雙把家還》所演唱的一樣，沉醉在甜蜜夫妻生活中的樓茂春夫婦，每天也演繹著自己的“夫妻雙雙把鐵打”的甜美愛情——“你拉風箱來，我揮錘，恩恩愛愛把鐵打”！
在這期間，吳寧鎮的領導和合作社的領導曾多次找這對夫妻談話，希望他們回到合作社去，但是這個倔強而自信的鐵匠並沒有回頭的打算。他們相信自己的勤勞，相信自己從直覺中看出來的效率差異和孰優孰劣，相信沒有戰爭的日子定要比戰亂的日子讓人安全、滿意，他相信自己開店打鐵的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權利。
但是他錯了。他不知道，一場連螞蟻也無地逃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