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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創業階段，共同的奮鬥目標，使我們有很多共同語言。我們都一心撲在事業上，那個時候，我們每天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同心協力招聘人員、擴大團隊。為了實現事業的跳躍式、跨越式發展，我們每天都在思考、討論、交流，對許多事情，包括日常生活，我們之間都有很多默契。但一旦事業形成了一個局面之後，我們之間就沒有原來那麼默契了，對事物的認識與理解也沒有原來那麼一致了。生活出現問題，解決起來也沒有原來那麼順暢了。舉一個例子：孩子問題。在我們剛結婚的時候，她雖然有三個孩子，但是他們都很小，而且多數不在我們身邊——前文已經說過，她為了專心助我發展事業，把其中兩個送到了英國。1978年我們的兒子王傲山出生後，她連大女兒都送去了英國。但是，人雖然不在身邊，三個孩子的問題還是時常會困擾我們。比如，大女兒忽然會打電話來向她求救，說弟弟發狂了，正拿著一把刀要砍她和妹妹，她們正躲在房間裡呢。她聽後便會萬分著急，寢食不安。待到我的事業風生水起，我們在跑馬地買了那所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之後，她便將她的小女兒接回了香港。十多年後，她的孩子們一個個都已長大成人，並已完成了大學學業，便都返回到了香港，與我們生活在一起。他們回香港來，本來也是天公地道的，因為一方面他們的生父已經因病去世，另一方面我們在香港已有良好的經濟基礎與生活條件。可是他們回來之後，我卻感到怪怪的：家中怎麼一下子多了幾個從前沒有的年輕人？這種局面讓我很不習慣，每次我回家，都懷疑自己走錯了家門。自從生活中多了他們之後，我覺得整個家的局面都變了，我在家中，由一個備受關懷的人，變成了一個備受冷落的人。每天我回到家裡，都要面對一群坐在客廳裡聊得好不熱鬧的“大人”——婉媚、她的三個子女以及他們的朋友。他們討論的話題引不起我的興趣，因為與我無關。因此，我在淡淡地回應了他們對我的問候之後，便再也找不出什麼話與他們說。他們在名義上是我的“子女”，可是我卻做不到像他們的真正爸爸那樣與他們無拘無束地交流，不能像對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親他們一口或者擰他們一把。也許他們並不排斥我對他們的親熱，但是在心理上我始終感覺到自己與他們之間在交流方面存在著某種障礙。於是我逐漸地便產生了一種從家中被“排斥”出去的感覺，彷彿自己已不是這個家庭的一員。我的“領地”已被“入侵”，一個從前讓我覺得很溫馨的家，如今成了“別人”的家。
▲我的“領地”已被“入侵”，一個從前讓我覺得很溫馨的家，如今成了“別人”的家。
緣盡人散
有了上述的感覺之後，我就不怎麼想回家了，而是越來越多地逗留在外面，或者約人喝茶吃飯，或者到夜總會唱歌跳舞，到後來還與別的女子有了交往。而我回家的時間也越來越晚，從晚上十一點回家，變為十二點、第二天凌晨一點、兩點，以致徹夜不歸。我和婉媚的感情於是越來越淡薄，說話也越來越不投機。就這樣，我們的婚姻出現了危機，到1988年的時候，彼此的關係已經很緊張，那時兒子傲山還未滿十歲。危機出現後，我們倒沒有怎麼吵架，因為吵架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我們雙方更多的是進行“冷戰”——互不理睬。
在雙方的關係冷淡了一段時間之後，我也不向她提分手之事，便在外面過起了自己的日子。我在港島某地買了一所小住房，學人家“金屋藏嬌”，與一個和我要好的女子住在一起。婉媚最初並不知道我在外邊已經有外遇，不過她見我老是整夜不歸，便知道情況不正常。後來她聘請了一名私家偵探偵查我的行蹤，最後瞭解了我在外邊的生活真相。有一天，當我正與那位女子在一起的時候，她突然來按門鈴。我們沒有開門，而是悄悄地從後門跑掉了。沒有多久，我就乾脆從家中搬了出來，走到了與她分居的一步。
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局面，應該說我們的婚姻就差不多走到盡頭了。但是，我與她畢竟從前曾有過同舟共濟的經歷，曾一起相濡以沫地走過一段長長的路，而且我們還有一個兒子，因此大家都想在挽救婚姻方面再做一點努力。有一天，我收到了她寄來的一封信，信中建議我們離婚。我收到信後，考慮了幾天，便去找她，對她說：“不知道我們還有沒有維持下去的可能？”
她其實也不想離，反問我：“那你怎麼處理你與外面那個女人的糾葛？”
“如果我還有機會回來，我就斷絕與她的關係。”我回答。的確，在去找婉媚之前，我就已經給那位女子留了一封信，說要與她分手，因為我已打算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