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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武器投降，韓百航代表李伯陽受降，並將投降的聯軍全員編入第四師，願意留職的將領都有重用，但多半人表示願意追隨孫傳芳離去。
孫傳芳坐軍列北上，到達濟南站時，孫傳芳要求列車過站不停，在火車的汽笛聲中，李伯陽目送一代梟雄離去。
新編入兩萬人的聯軍，韓百航新四師的兵力眨眼間便龐大至近四萬人，雖然是降兵敗將，但聯軍士兵訓練有素，久經戰陣，很快便能轉化為戰鬥力，這麼一大塊蛋糕新四師獨自吃不下，李伯陽命令韓百航將俘虜兵拆分、打亂，分別派軍列補充其他三師。
張宗昌溜得快，逃回了黃河北岸，新一師輕鬆佔領魯西，陳兵於郾城、菏澤、曹縣一帶，既防備河北的奉軍和直魯聯軍，也防備西北軍。
劉赤忱在膠濟線的勢如破竹，張宗昌逃至黃河北岸後，殘餘的部隊沒了主心骨，逃的逃降的降，僅用了半月時間，他就貫通了膠濟線拉出了一師的部隊，不負出發前對李伯陽的許諾。
9月底，黃河以南的山東全境都納入李伯陽的統治之中，在董思白的建議下，李伯陽沒有乘勝渡河，而是偃旗息鼓，專注於恢復山東本省的民生。
山東本是富庶身份，可經過張宗昌三年的盤剝，民生凋敝，經濟不振，坦白來說山東沒有能力擔負李伯陽近十萬的大軍，以董思白的計算，要養活十萬大軍，每月需軍餉一百三十萬，這筆錢以山東省目前的財力，僅能拿出五十萬，而其他的錢，則需要李伯陽自掏腰包了。好在從奉軍訛詐的數百萬大洋做底子，李伯陽到不虞發不了餉。
經濟上的事李伯陽和軍中的大老粗商量不來，只能請教於董思白，而董思白長於政務，卻對經濟不怎麼擅長了，建議李伯陽效仿東三省。
李伯陽令人收集東三省的資料，鑽入房間研究數日，總算有先例可循，照貓畫虎擬定了一個山東‘新政’。
新政的施政總綱：一切事宜讓步於經濟發展。
具體措施為：其一，建設山東鐵路公路交通網，以東三省做比較，東三省大多數縣城和部分村鎮都通了火車，公路更是四通八達，極利於商貿流通，山東有津浦路、膠濟路兩條鐵路，更利於發展鐵路，李伯陽大手一揮，便在現有的鐵路基礎上增添了五條距離不等的鐵路線，成立山東鐵路公司，開始發行公債建設鐵路。
其二：山東是農業大省，但農業生產手段落後，生產水平低下，一旦遭遇災年，農民只有逃荒一條路可走。李伯陽透過調查發現，農民的普遍貧窮不能完全歸咎於土地兼併，關鍵在於耕地面積的減少與人口的增長，尤其工業時代背景下，農業所創造的經濟很低。當人均耕地和人均耕作所得降到很低的程度，而農民又很難有其他行業的出路，只能繼續呆在土地上，從而加劇了土地越分越散和貧困發生。
面對這個難題，李伯陽下達新政的第一個政令，經商者不購地，購地者不經商，規定最高人均耕地面積，嚴禁經商者在鄉間購買大批耕地，違者嚴懲，並強制收購經商者最高人均外的耕地。在此之外，李伯陽的建設銀行在山東以公立銀行的身份亮相，李伯陽允許無產者可以從建設銀行無息借款，購買耕地，鼓勵開墾，併為加強農業效率，要求各縣成立農業合作社，種植經濟作物，並大力發展棉業、蠶業、畜牧業、林業等。
同時，大力培養農業人才，撥專款在濟南成立山東農業大學，高薪聘用專家教授及民間老師。
其三：鼓勵工商，振興工業，探勘礦產，強制各縣富人財富脫離土地，投資工業，其次引進外資，聯合開發礦產，並以建設銀行為商貸融資渠道，鼓勵工商業者貸款創業。
同時，大力培養工業人才，撥專款成立山東工業大學，高薪從國外聘用教授及工程師，興辦大學工廠，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成長。
其四：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山東是土匪猖獗大省，山東百餘縣幾乎都有土匪活動，各地匪股，多則千人，少則數十人，加上張宗昌殘留在地方的匪軍，全省土匪數量逾五萬人，是官兵的一半人數，李伯陽的態度是堅決剿滅，將剿匪視作練兵，他手中有十萬大軍，綏靖地方不成問題。
剿匪的方針是剿撫並用，凡罪大惡極的匪股，堅決的消滅，凡官逼民反的匪股，可以招撫。
其五：抵制外國貨品，尤其日本傾銷貨物，凡日本人售賣的，李伯陽專門成立同樣工廠製造銷售。
其六：興辦教育，尤其是關乎民族教育未來的師範類院校，在和教育廳長何思源商量後，李伯陽宣佈成立省立高等師範學校，由他親任校長，師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