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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之人不計其數，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特別是底層百姓，一個人感染全家遭殃，有的時候瘟疫一來就是滅門滅族，甚至往往一個鄉亭一個縣城的死人。
如張仲景自己家族二百餘口，死得十不足一，傳染極為迅勐，便是瘟疫的可怕之處。
曹植親眼見到了瘟疫帶來的傷害，寫下了《說疫氣》。
隨著這場瘟疫，北方的人口驟降，揚州的人口也下滑了不少，只有荊州和益州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及時止損，才沒有讓疫情擴大。
之後張仲景不忍北方百姓受苦，求沉晨將《傷寒雜病論》以及《青囊書》印刷成冊，救治北方。
那個時候疫情來勢兇勐，短短數月間席捲了整個大漢，荊州和益州也疫情嚴重，沉晨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平定。
在救治北方這件事上，即便他有那聖人心思，選擇幫助敵人治下百姓，當時他也是有心無力。
但等到年底好不容易把荊州益州的疫情控制住，聽到張仲景的請求，沉晨也是沒有猶豫，選擇了大量印刷這些書籍，派人送去北方販賣。
這樣一來是控制北方疫情，防止北方百姓再遭劫難。
二來也是為了自己。
由於疫情蔓延，河南民間出現了大量死難患者。
因為南陽被沉晨的疫情條例政策暫時控制住，情況比較輕微，使得很多人以為南陽可以救治，於是大量百姓拖家帶口選擇跑到南陽去。
曹洪那個時候自己也被軍中橫行的瘟疫困擾，得知百姓大批遷移南陽，並沒有阻止。
首先是無力阻止。
其次是讓疫病者去敵佔區也不是一件壞事。
於是預設了此事，甚至開關放閘，以至於至少有十萬以上百姓遷移至南方。
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後來張仲景出手相助，讓沉晨勉強控制住了南陽疫情蔓延的問題，也會因為不斷有新的病患過來而繼續造成大規模傳染。
他又不可能屠殺患病百姓。
所以讓治療疫情的方法傳播到北方去，就是最好的選擇。
在這一點上沉晨發揮了自己的優點，與周不疑進行了多次分析，研究其中利弊。
從理性和實際利益的角度上考慮，北方疫情越嚴重自然越好。
反正南方疫情已經控制住，即便不斷有新的疫情蔓延過來，他遭受的損失一定會比曹操小很多。
如果能以損失荊州益州一百萬人口的代價，換取曹操治下失去五百萬人口，那麼對於將來南北對立，季漢收復北方，將少了太多阻礙。
但從感性和預計利益考慮的話，他應該出手幫忙。
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
天下百姓皆苦，大家終究都為漢人，又何必因你是敵佔區百姓而視如仇寇呢？
而控制北方疫情蔓延，也能幫助南方疫情不再次復發。
所以這是一件好事。
最重要的是趁著這次機會，沉晨可以在北方民間大肆進行文化宣傳。
他本身就是當世大儒，著作有《諸子言》《沉氏經集》。
前者是徐庶編寫，記錄了以沉晨為主角，他與諸葛亮、龐統、徐庶、司馬徽、龐德公等人的對話。
其中包括了對漢朝弊病的分析，對人性的講述，以及“知行合一”的理念等等。
後者是沉晨以及諸多弟子一起編寫，記錄了沉晨教育弟子的經義。
兩本書經過印刷，傳遍天下，世家門閥無不收藏，連曹操自己都在看，本身沉晨在北方學術界就有一定地位。
此時再幫忙治理瘟疫，正好可以進行一場文化入侵，收攏民心，為將來平定北方做鋪墊。
只是這種民心利益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遠不如北方少了大量人口這種利益來的實際，所以才說是預計利益，而非實際利益。
但當張仲景讓他幫忙的時候，沉晨的選擇是沒有任何猶豫，這些利益和感性理性分析，也是他事後與周不疑商議的時候覆盤出來的結果。
因為沉晨本就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哪怕出手相助沒有任何好處，只要是他能力範圍內，該幫還是得幫，該救依舊還是要救。
淋過雨的孩子，終究會為他人撐起一把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