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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陽城裡那些既得利益者，恨不得把這個擅自跳出來搗亂的廖立給殺掉。
及至趙雲表現出的恐怖能力後，一個個看著仍然笑容可掬的趙孟，不由打了個寒噤。
任誰都想不到，趙家才進入視線多久，啥時候不知不覺就躥到了這麼高的地步。
更為後悔的是劉表，出外逃難的時候遇到這後生，經常看到他舌戰群儒，不知怎麼回事兒，就帶著回了京城。
本次事件可大可小至於趙家，相信不會再追究了。常言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剝奪人的生機，比殺人更甚。
大漢開國的時候，各種制度有些亂，原本劉邦也不是多有學問的人。
一支軍隊要看他的首任將領如何才形成相應的氣質，一個國家則不然，需要帝王不斷聽取社會各階層實質上是豪門大族的意見來治理這個國家。
秦朝利用法家那一套，二世而亡，自然漢朝是不能相隨的。
不知怎麼的，漢初一批人提出了休養生息，竟然大信黃老之術，道門就此抬頭。
而後漢武帝時，開始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律法混亂不堪。
走在路上，趙雲十分茫然，他不知道今後設若自己取得了這個國家的統治權以後，該怎麼辦，或許以前他謹小慎微，隨著功力的加深，行事就有些隨心所欲。
趙雲此刻，心裡有了野望。看到十分平庸的漢靈帝，心裡十分厭惡，恨不得取而代之，卻也明白路要一步步走。
至於廖立，早就被拋到腦後去了，小事一樁，他不過是在展現自己的實力而已。
無論如何，即便是一個國家的皇帝，要殺一個人也要遵循律法。
上輩子即便有些官本位，律法卻比這個年代健全得多。
這個國家已經千瘡百孔，所有的制度在強權下成了一紙空文。
不知怎麼的，趙雲突然想起了王莽改制。
漢武帝時期，世族勢力遭到壓抑，他去世之後，各項管制政策相繼鬆弛，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為外戚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勢力乘機崛起。
世族集團在經濟上閉門成市，嚴重阻礙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產力無法釋放，在政治上對中央集權構成威脅，隨時可能孕生顛覆政權的力量。
王莽變法自稱是奉古改制——中國人從來認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聰明。
不過從政策上看，他並不想改回到遙遠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標其實就是漢武帝-桑弘羊模式。
他的改革基本上緊緊地圍繞影響宏觀經濟的三大核心課題財政、貨幣和土地而展開。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
所謂五均，是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這六大都市設立五均官，由原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
他們的工作，一是定時調節、均平物價，名曰市平。
二是控制市場供應，市場貨物滯銷時，以低價收購，貨物漲價時，則以高價出售。
三是辦理賒貸，根據具體情況，發放無息貸款或低息貸款。
四是徵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所謂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家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徵收山澤生產稅，經辦五均賒貸。
簡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
從王莽為五均六筦所下達的詔書看，他對專營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他認為，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眾日常必需品，即價格很高，民眾也一定會購買的商品，也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關鍵性產業。
這些產業國營化之後，就可以達到齊眾庶，抑兼併的目的。
在王莽以前，倡議經濟管制者如管仲與桑弘羊，對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講的透徹。
不過，在趙雲看來，所有推行計劃經濟的人無不以均貧富和實現社會公正為口號，而實際上都是為了加強集權以及擴充財政收入。
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計劃色彩甚至更加濃重。比如，在零售物價的管制上，到了事無鉅細的地步。
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對各種商品進行分類定價，同一種商品按品質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後才允許商賈拿到市集上去銷售，這無異於用計劃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場的功能。
如果說王莽在財政和產業政策上完全效仿漢武帝，那麼，他在貨幣和土地改革上則要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