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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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徐悲鴻曾淚流滿面地乞求她回心轉意，可是此時的蔣碧微已鐵了心做張道藩的情婦，與張道藩的感情如膠似漆，徐悲鴻已經無力迴天了。後來在1945年，二人在重慶協議離婚，作證律師是大名鼎鼎的沈鈞儒，蔣碧微從徐悲鴻那裡得到了100萬元的贍養費和100幅畫作。

1949年年初，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時，已經擔任國民黨*部長的張道藩安排蔣碧微去了臺灣。張道藩將他的法國妻子素珊送到澳大利亞養病，開始與蔣碧微同居。到1958年蔣碧微去南洋探親回臺後，張道藩對她十分冷淡，從此二人分居。蔣碧微拒絕了張道藩的資助，以賣徐悲鴻的畫為生，直到1978年病逝。

“大慈大悲”的心跡：徐悲鴻與孫多慈

蔣碧微的紅杏出牆一般認為是徐悲鴻執著於授課與繪畫創作，無心關懷愛妻所致，其實也不盡然。蔣碧微身無長技，醉心於應酬和享受，她與徐悲鴻盲目同居，缺乏感情基礎，沒有共同語言，使得徐悲鴻在生活上得不到應有的愛撫，因而精神苦悶，鬱鬱寡歡。恰巧在這個時候，他的女弟子孫多慈走進了他的視野。

孫多慈，又名孫韻君，安徽壽縣人，生於1913年。1930年從安慶女中畢業，第二年考入中央大學藝術系，學習繪畫。徐悲鴻很快就發現孫多慈的藝術才華和非同一般的悟性，認為她很有發展前途，對她非常器重。經常課外點撥，還讓孫多慈到他的畫室為她畫像。徐悲鴻專門刻了一方印章：“大慈大悲”，將他倆的名字嵌在裡邊，表*底寂寞的徐悲鴻已經墜入愛河。此後不久，他創作了一幅《臺城月夜》的油畫，畫的是他和孫多慈在一座高崗上賞月，徐悲鴻席地而坐，孫多慈站在他的身旁。蔣碧微看到這幅畫，十分生氣，就將它藏了起來，不讓它面世。

1932年徐悲鴻的公館在南京落成後，孫多慈特意購買楓樹百棵，用於裝點恩師的公館，不料此事被蔣碧微得知，氣急敗壞地令傭人將楓樹苗砍斷，當作木柴燒掉。對此徐悲鴻自知理虧，不敢發作，遂將自己的畫室命名為“無楓堂”，用以表示心中的不滿情緒和對孫多慈的懷念。孫多慈大學畢業後，徐悲鴻本打算帶領全班學生到蘇聯參觀學習，順便送孫多慈到法國進修，但此計劃未能實現。後來他們只能透過好朋友舒新城傳遞書信來聯絡感情。

儘管這樣，徐悲鴻的師生戀還是被小報炒得沸沸揚揚，孫多慈的父母也知道了他們的戀情。有一次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來到南京，要見徐悲鴻。他們約定在雞鳴寺的一個茶館相會，這位曾經擔任過軍閥孫傳芳秘書的孫傳瑗，顧及到徐悲鴻的名望和社會影響，婉辭謝絕了他和女兒的婚事。

1938年孫多慈隨父母避難到桂林，徐悲鴻聞訊後，請託朋友向孫父提親，仍然遭到孫父的拒絕。隨後孫家就離開桂林前往浙江麗水。不久，孫多慈與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許紹棣成婚。1948年孫多慈跟隨許紹棣到臺灣，任教於臺灣藝術學院。她與許紹棣感情不和，但囿於傳統觀念的影響，也無力走出失敗的婚姻，心中始終戀著徐悲鴻。1953年當她在美國得知徐悲鴻病故的訊息，悲痛異常，為徐悲鴻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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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恩愛，終生不忘：徐悲鴻與廖靜文

徐悲鴻與廖靜文 廖靜文於1923年出生在湖南瀏陽縣（今瀏陽市）的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在長沙市讀的小學和中學。抗戰爆發後，她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後撤退到重慶。1942年年底，重慶的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需要一名管理員，登報招聘。年僅19歲的廖靜文便報了名。後經院長徐悲鴻面試，一錘定音，她便被聘任了。

當時圖書館的圖書並不多，她除了管理好圖書，還幫助院長徐悲鴻整理畫案，收拾畫室，閒暇時也在旁邊看院長畫畫。那時47歲的徐悲鴻，在生活上有點狼狽不堪，衣服經常不洗，衣服紐扣掉了也沒有人給補綴上。廖靜文看在眼裡，疼在心上，有時就幫著徐悲鴻縫上紐扣，或洗洗衣服，只不過出於同情而已，她根本沒有想到會嫁給比自己年長28歲的徐悲鴻。

人是感情動物，當廖靜文聽說徐悲鴻的妻子紅杏出牆的事之後，出於對長者的同情，對他照顧得更為悉心。她經常陪伴著徐悲鴻到嘉陵江邊散步，天長日久，感情的暖流自然會流匯在一起。有一次散步時徐悲鴻對她說：“我最喜歡你的單純。有人給我搭橋介紹物件，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單純。”一句話說得廖靜文臉頰飛紅，但心裡卻是美滋滋的。自此，他們間的關係顯得更為親近了，已經揭開了戀愛的序幕。

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