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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力勸林語堂到美國去。1936年，林語堂率全家赴美，1937年他的《生活的藝術》在不斷聽取賽珍珠夫婦意見後完成，出版後成為1938年度美國最暢銷的圖書。
此後林語堂又在賽珍珠夫婦的鼓勵下寫出了他最著名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並由戴約翰公司出版。次年，戴約翰出版了林語堂的散文集《諷頌集》（又譯《愛與刺》）。集子中所收的大多是當年《小評論》中的文章，賽珍珠又寫了篇熱情洋溢的序。在此之後，林語堂陸續寫出了《風聲鶴唳》、《啼笑皆非》、《枕戈待旦》、《蘇東坡傳》、《唐人街》、《朱門》等著名作品，且都由戴約翰公司出版。
從1933年起算，林語堂與賽珍珠的友誼維持了20年，其間雖因林氏著作的巨大成功而使他們的友誼幾番出現高潮，但畢竟彼此在思想、觀念上存在著差異，最終葬送了他倆這段本來傳為佳話的跨國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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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攜與感恩：林語堂與謝冰瑩
北伐女兵謝冰瑩在行軍作戰的間隙，堅持寫日記，因為擔心遺失，便把它寄給在武漢《中央日報》編副刊的孫伏園，請他代為保管。孫伏園則以一個編輯的眼光，發現了這些日記的價值，於是就把它們以《從軍日記》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報》副刊裡發表了。林語堂曾把其中一篇譯為英文，登在《中央日報》英文版上。後更全部譯為英文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謝冰瑩解甲回鄉後，被家長強迫嫁人，後逃出婆家，來到上海，雖然有孫伏園與林語堂作她的朋友，但仍感前途茫茫，情緒低落。林語堂為開導她，花了不少時間，謝冰瑩後來回憶道：“他總是循循善誘地和我談，一談也許就是兩三小時。”
當時謝冰瑩幾乎沒有生活來源，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來水充飢的記錄。謝冰瑩說：“這時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語堂先生和孫伏園先生兩家打牙祭。”
不僅如此，林語堂還關心謝冰瑩的寫作，在他的極力勸說下，謝冰瑩才同意將她原本認為“不成文學”的日記出版單行本。林語堂親自整理，並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
《從軍日記》出版後，風靡一時，後被譯為日文、法文、朝鮮文出版。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讀到法文版後，特地給謝冰瑩來信表示祝賀和讚揚。
抗戰爆發後，謝冰瑩在長沙豎起大旗，召整合立了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親自帶領近20名女青年，開赴前線協助作戰，這使林語堂很受感動，他給她去通道：“你自稱小兵，實我對你們小兵只有慚愧。……弟在國外，惟有文字盡力而已，餘不足道，打勝仗還是靠諸位小兵。”
就在這一年裡，林語堂的長女與次女將謝冰瑩在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一個女兵的自傳》譯成英文，林語堂校正後又寫了序，把它交給他的好友賽珍珠夫婦的戴約翰出版公司出版。
林語堂逝世一週年後，謝冰瑩在紀念文章中滿含深情地說：“林、孫兩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學之路的先進，沒有他們的提攜與鼓勵，我絕對不會有今天，飲水思源，我沒齒難忘他們的恩情。”
志趣道不同的同鄉同齡人：陶行知與胡適
陶行知與胡適都是安徽人，陶行知的歙縣與胡適的績溪縣相距不過幾十里路程。不僅家隔得不遠，兩人的年齡也出奇地近，陶行知只比胡適大兩月。兩人先後赴美留學，各自輾轉一圈後，竟在同一年裡入哥倫比亞大學，又同年博士研究生畢業回國，一南一北，同樣做了高等學府的教授。
五四運動那一年，陶胡兩人一同接待了來華訪問的他們的老師、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杜威的來訪，給中國的“平民教育”加了溫，胡適對“平民教育”多有鼓吹，陶行知更全身投入其中，並作為終身致力的事業。
1923年夏秋，胡適到杭州休養，與他私愛的表妹曹珮聲優遊於西湖山水間。中秋之日，陶行知冒雨來見胡適，當晚就住在山上。
陶行知此番與胡適同遊，自不免時而談及平民教育。有回陶行知問胡適：“你家裡可能辦平民教育嗎？”胡適說能。陶行知又問：“誰教咧？”胡適說：“我的車伕可以教。”陶行知頓受啟發，一個教一個、被教的在學的同時又可以教下一個的“連環教學法”在他頭腦中明晰起來。隔不幾天，陶行知就給胡適夫人江冬秀寄了6本《平民千字課》，同時寫了一封長信，詳細介紹“連環教學法”，希望胡府的車伕吳二做教員，教別的傭人識字，連胡適的兒子“祖兒或者也可以教幾課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