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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和胡適一起去見蔡元培校長。蔡先生聽了丁文江的批評，又看了成績表，不但不生氣，而且很謙虛地向丁文江請教整改的辦法。最後商定：第一，請李四光來北大任地質系教授；第二，北大與地質調查所合聘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教授到中國來領導古生物學教學和研究工作。
葛利普後來為中國培育出了眾多的古生物人才，如孫雲鑄、楊鍾健、斯行建、黃汲清、田奇俊、朱森、陳旭、許傑、計榮森，等等。新中國成立後，李四光為開發大慶油田、為新中國摘掉貧油帽子立下汗馬功勞。
“見到了一線光明”：丁玲與魯迅
丁玲在1924年她的好友王劍虹病逝後，心情沉鬱，隻身離開上海北上。到北京後仍然找不到出路，更陷於精神苦悶之中。在這種心境下她重讀魯迅的文章，感到“有所慰藉”，於是就如飢似渴地搜尋魯迅的文章來讀。從中她似乎“見到了一線光明”，就給魯迅寫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苦悶心緒。當時魯迅對丁玲一無所知，沒有給她回信。
丁玲與魯迅見面則是1931年的事了。當時她受左聯的委託在上海籌編文學刊物《北斗》，她想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質樸而有衝擊力的插圖。馮雪峰得知後，就在1931年7月31日帶著丁玲來到北四川路的魯迅家。當時魯迅正為柔石等烈士的慘遭殺害而痛心，就為《北斗》選了一幅凱綏·珂勒惠支的木刻《犧牲》，刊登在創刊號上，以此表達了魯迅對柔石等烈士的紀念。
此後，丁玲多次到魯迅家去，也多次在左聯的會議上見面，魯迅對她很關注。丁玲的《水》出版後，魯迅向她要了十幾本，將這些書推薦給他的朋友們，以擴大丁玲的影響。
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綁架後，魯迅和宋慶齡等知名人士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不久傳聞丁玲被殺害，魯迅寫了一首七絕，表達了自己的沉痛心情：
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秋風守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
當時，丁玲被綁架，斷了她母親的生活來源，魯迅則與出版丁玲的《母親》的上海良友圖書公司聯絡，給丁母分期匯寄稿酬。
1934年魯迅與茅盾編選英譯本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時，就選編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水》等小說，可見他們是將丁玲的小說作為“文學革命”的成果予以推薦的。
1936年夏天丁玲得以逃出南京，是曹靖華將丁玲的處境告訴給魯迅，魯迅通知給馮雪峰，幫助丁玲逃脫虎口的。丁玲到上海後，要求會見魯迅，但因魯迅病重，未能如願，不料丁玲到達西安時就得到了魯迅逝世的噩耗。她只好以“耀高丘”的署名致信許廣平女士表達了哀悼之情。
大師與平民的真摯友誼：胡適與袁瓞
袁瓞，江蘇清江人，曾在上海讀到高中二年級，1949年流落臺北。他因無一技之長，曾賣過豆腐，做過店員，後來以賣麻餅為生。袁瓞愛讀書，尤其喜歡與人討論英美政治制度問題。一次，他不揣冒昧寫了一封長信向大學者胡適請教。
胡適此時正執掌“中央研究院”，接到這封信，對這位賣芝麻餅的小販，竟能在業餘勤奮自修，深感精神可佩，便欣然命筆寫了一封回信。信中對所提問題如實作復，同時還深有感觸地說，“一個賣餅的，還肯忙裡偷閒，關心國家的大計”，這件事“使我樂觀，使我高興”。最後真誠地表示：如有我可以幫你小忙的事，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
從此，賣麻餅的小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適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適邀請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帶來的黃燦燦、散發著芝麻清香的10個芝麻餅，捧到胡適面前，說：“先生，這是我親手做的，送給您吃，表示我對您的敬意。”胡適接過芝麻餅，拿起一個來便吃，嚼得吱咯吱咯地響，臉上現出少見的笑容。
他們一老一少，談得很融洽。胡適語重心長地向這位年輕朋友說：
社會的改進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發，只有共產政權才相信社會改進是可以批發的。許多人做事，目的熱，方法盲，……我們過去有許多人失敗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負而沒有方法的毛病。
這次談話中，袁瓞得知胡適鼻孔里長有息肉，覺得很巧，告訴胡適說，他的鼻孔裡也長了一個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聽說臺大醫院可以治療，但費用太貴，診治不起。胡適便立即給臺大醫院的高天成院長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這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