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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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章太炎被聘為總統府樞密顧問，本來這是對這位老革命黨人的重用，可是他卻不識抬舉，仍然與孫中山作對。他反對孫中山建議的以漢冶萍公司作抵押來向外國人貸款，反對定都南京，甚至連袁世凱當了大總統之後，解除黃興的革命武裝，他也表示贊同。可見，他為了與孫中山作對，以報當年的“經費”之仇，不惜與袁世凱同流合汙。因此，1912年他被袁世凱任命為東三省籌邊使。

1913年3月，“二次革命”爆發，此時的章太炎已經看清了袁世凱的嘴臉，反過來站在孫中山的一邊。袁世凱惱羞成怒，借他回北平之際，將他軟禁，直到袁世凱死去才獲得自由。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組織護法軍，*段祺瑞。這個階段，章太炎被任命為護法軍政府秘書長。他為尖銳複雜的護法運動組織動員和出謀劃策，與孫中山配合得較好。

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針對一些軍閥要求的“地方自治”、“聯省自治”，提出要結束中國的割據狀態，實現革命統一。而章太炎則反對中央集權，鼓吹“聯省自治”，甚至連後來孫中山倡導的國共合作，他都嗤之以鼻。

章太炎與孫中山交往的二十多年間，有過默契的合作，也有過反目成仇的歲月，合而分，分而合，幾經周折，反覆多變。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治喪委員會在籌劃陵墓的墓誌銘時，大家推舉國學功底極深的章太炎先生撰寫。章太炎得到這個訊息，很自負地表示：“從我與中山先生交誼之密、互知之深來看，他的墓誌銘只有我能勝任，也只有我有資格寫。”這樣，他就為孫中山先生寫了篇古樸典雅、凝練審慎的《祭孫公文》。不過，在中山陵建成後，作為中山陵建造總監的蔣介石，並沒有用章太炎寫的墓誌銘，而是鐫刻上孫中山生前手書的“天下為公”四個大字。章太炎為此十分惱怒，但也無力爭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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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實現的出版宏願：魯迅與張靜廬

張靜廬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出版家。他是浙江慈溪人，從小家境貧寒，只讀了小學，就為生活所迫當了酒館的學徒。他是個不甘心於命運愚弄的人，憑著他對文學的熱愛，頑強拼搏，自學成才。他從當記者起步，經過不懈的奮鬥，終於在1924年與人合資創辦光華書局，在出版界嶄露頭角。此後，他相繼創辦上海聯合書店、上海雜誌公司，還與洪雪帆合辦現代書局。這些出版單位都由他擔任經理或總經理。1949年上海解放後，他擔任聯營書店總經理。在中國出版史上成為赫赫有名的出版家。

魯迅與張靜廬的接觸，是在1936年張靜廬擔任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的時候。事情緣於《譯文》雜誌的出版事宜。《譯文》本來是魯迅於1934年籌劃創辦的一個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雜誌，起初由生活書店出版，黃源擔任主編。可是，這本雜誌出版一年之後，生活書店提出更換主編，魯迅不同意，遂將《譯文》停刊。不料讀者反映強烈，紛紛要求復刊。於是經孟十還搭橋，交給張靜廬主持的上海雜誌公司出版。張靜廬對出版《譯文》雜誌很重視，儘管出版這個雜誌並不能賺錢，但在1936年3月15日《譯文》復刊號出版時，他特意在報紙上刊登了很大幅面的廣告，還在公司門口掛起了一面白底紅字的“譯文”廣告旗，以便造成聲勢，擴大影響。這種舉措在當時上海的出版界是沒有先例的。

《譯文》是魯迅心愛的刊物，張靜廬接手出版後，雙方合作愉快，魯迅決定編一套《兩世界叢書》給張靜廬的出版公司。這套叢書既選譯國外的新作品，也翻譯國外的古典名著，魯迅抱有很大的希望。恰在此時，某人傳言說魯迅擔心上海雜誌公司的版稅靠不住，不想將《兩世界叢書》給張靜廬出版。魯迅得到這個無中生有的訊息十分生氣，隨即讓《譯文》主編黃源瞭解真相，致使這個出版計劃暫時擱淺。等到傳言澄清之後，魯迅先生的身體又日漸衰弱，無力編纂，最終未能實現這個出版宏願，成為魯迅和張靜廬出版合作的一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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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的高參：梅蘭芳與齊如山

在梅蘭芳成長的道路上，有一個至為關鍵的人物，就是著名戲劇理論家齊如山。

齊如山是河北高陽人，生於1875年，從小喜歡戲劇，北京同文館畢業後到歐洲留學。在國外接觸到外國戲劇，更激發了他對戲劇的興趣。1912年回國後開始研究中國戲劇，著有《說戲》一書。

1913年的一天，他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