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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寶霖》之後，毛澤東為此請她吃飯，席間對丁玲說：“我一口氣看完了你的《田寶霖》，很高興。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寫下去。”不久以後，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向大家說：“丁玲寫了《田寶霖》很好嘛！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
1943年的整風運動中，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批判。在一次高階幹部學習會上，毛澤東同志作總結髮言時說：“《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託派。”毛澤東的一句話保了丁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三次會間合影時，毛澤東問道：“丁玲在哪裡？照相坐近一點嘛，明年不要再寫《三八節有感》了喲。”說完毛澤東見丁玲挨著朱德坐下時，他才滿意地自己坐下。
建立在“魯迅關係”上的友情：彭真與蕭軍
20世紀40年代初，蕭軍到毛澤東的窯洞做客時，恰巧遇到彭真，經毛澤東介紹認識。當時彭真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1944年春天，蕭軍第二次來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黨校三部學習，還出席了糾偏搶救運動的大會。會上毛澤東的自我檢討，讓蕭軍很受感動。
第二天蕭軍對彭真說：“國民黨蔣介石從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可共產黨卻如此坦蕩，我也要入黨。”彭真聽了他的表態，十分高興，但也知道他有自由散漫，口無遮攔的毛病，就說：“共產黨有嚴格的紀律，入黨就要加入一個基層組織，你能服從基層組織領導嗎？”蕭軍一聽就犯難了，心想：我這個人可以為朋友兩肋插刀，讓我聽別人的我心裡難受。想到這裡他對彭真說：“那我還是在黨外吧。”
1945年日本投降後，彭真受命到東北籌建東北局，蕭軍聞知，找到彭真，表示願意到東北工作，彭真當即表示同意。蕭軍到哈爾濱後，被擔任東北局書記的彭真任命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第二年他又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蕭軍工作得很順手，熱情很高，於1948年7月就向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提出了入黨要求。這件事彙報給已經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彭真。後經*中央、毛澤東同意，８月蕭軍就被批准為*黨員。過了一段時間，蕭軍被羅織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辦的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撫順礦山“體驗生活”。
1951年蕭軍要求調到北京，東北局不予辦理。蕭軍只好隻身來京，但無法解決工資待遇問題。最終在擔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的關照下，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獲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費。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關懷下，蕭軍一家從居住了幾十年的一處危樓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蕭軍的工作生活條件。
彭真40多年來一直與蕭軍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幫助他解決困難。特別是在蕭軍身患絕症後，彭真不僅親自給醫院負責人打電話，詢問蕭軍病情，請他們多多關心蕭軍的治療，還親自到醫院看望蕭軍。對於與彭真的友誼，蕭軍曾對家人們說：“我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的交往，是因為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我們是同志、朋友、知交，是以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這是由於他們對魯迅先生有深刻認識，而且十分尊重。我們的友情，是建立在‘魯迅關係’上的，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和久遠。”
帶著大家前進的嚮導：周恩來與郭沫若
1926年春天，郭沫若經瞿秋白舉薦，被廣東中山大學聘為文科學長。他在總攬教務之餘，對於社會活動也很關心，常請一些社會進步人士到中山大學介紹社會革命形勢，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就是被邀請人之一。
兩人因此相識，此後聯絡增多，周恩來還曾多次邀請郭沫若參加討論、擬訂軍校政治部工作方案。北伐開始時，周恩來得知郭沫若願意參加北伐，就讓政治部秘書長孫炳文出面，向蔣介石推薦郭沫若擔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的宣傳科長。蔣介石接受了舉薦，還額外任命郭沫若為行營秘書長，後來又擔任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南昌起義後南下撤退期間，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郭沫若加入共產黨。同年12月，蔣介石發出通緝郭沫若的命令，周恩來建議他到蘇聯去，儲存實力。但因郭沫若患病錯過輪船，只好東渡日本。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在重慶與郭沫若聯絡密切。周恩來曾委託郭沫若辦理自己不便出面的一些事情。譬如向徐悲鴻饋贈延安的紅棗和小米就是請郭沫若出面的。由作為（黨外人士？）的郭沫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