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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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工人階級的權益。

1922年秋天，李大釗又曾兩臨洛陽與吳佩孚會晤。這主要是為執行黨內製定的“孫吳聯合”主張，繼續做吳佩孚的工作，以實現南北統一的革命局面。這一年的9月，李大釗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示和*中央西湖會議的精神，在上海與孫中山會談，實現國共合作問題。為此李大釗到洛陽會見吳佩孚，通報了與孫中山會談的情況，以便爭取吳佩孚，實現“孫吳聯合”。一個月後，李大釗陪同孫中山的代表張繼到洛陽會見吳佩孚。吳佩孚當時表示支援孫中山，實際上是想用此來粉飾南北統一局面。李大釗的兩次洛陽之行，對促進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打下了基礎。

1923年2月7日，漢口發生了“二七”慘案，吳佩孚公然下令**的鐵路工人，在江岸車站殺死工人30多人，殺傷工人200多人，林祥謙等*領導人壯烈犧牲，共產黨員施洋被捕後也被殺害。得知這一凶訊，李大釗對於這麼多階級弟兄的犧牲，心如刀割，悲憤交加，心情悲傷到了極點。他立刻寫信給白堅武，斷絕他與白堅武多年的友誼。對吳佩孚，他更是深惡痛絕，將其視為整個革命事業和人民的仇敵。

同門異戶的“芥蒂”：周揚與丁玲

周揚和丁玲都是湖南人，周揚的故鄉益陽與丁玲的生長地常德相距僅幾十公里，到了外省一般都以同鄉相稱。他們同為“左聯”作家，也都擔任過“左聯”黨團書記，周揚是在丁玲1933年被捕後，接任這個職務的。

最初，周揚與丁玲的關係很正常，1932年丁玲創作短篇小說《給孩子們》時，還特意將小說人物的名字用了周揚孩子的名字，一個叫艾若，一個叫邁克爾。她說：“他們都是同事的兒子，很好玩麼！”就是在延安周揚擔任了魯藝學院院長之後，丁玲見到他，還總是直呼他的名字“起應”，而不是稱他為“院長”，可見，他們的關係很不錯，並沒有表現出尖銳的矛盾。

周揚與馮雪峰的矛盾很尖銳，而且他也知道馮雪峰與丁玲的關係很好，但是，當年進行“兩個口號”論爭時，丁玲被關在監獄裡，沒有參與他們的論爭。即使是周揚因馮雪峰而對丁玲心存芥蒂，但在當時卻沒有顯露出周揚怨恨丁玲的跡象。

他們的矛盾是1940年以後發生在延安的。1941年4月《解放日報》創刊，丁玲擔任文藝副刊主編。於同年10月，她在副刊上發表了《我們需要雜文》。在她的號召下，延安的一些作家，特別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文抗”）成立後，吸納的一些新來延安的作家，積極響應，發表了一些雜文，引發了文學創作的“暴露與歌頌”的爭論。而周揚的文藝理論的核心則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文藝思想，主張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創作的內容以“歌頌”為主。因此，在延安整風時，丁玲遭受到嚴厲批評，雖然在毛澤東的保護下她過了關，但她與周揚的矛盾也就形成了。有一次，丁玲向周恩來彙報工作時，就表示了對周揚的不滿，並要求搬掉周揚這塊文藝界的“石頭”。

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之後，將稿子送給擔任*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揚審閱，請他提意見。但稿子交給他之後，猶如石沉大海，一直沒有反應。同年10月在晉察冀邊區舉行的土地會議上，彭真講話時批評有的幹部有地富思想，說有的作家寫地主家的女兒如何漂亮，貧農家裡怎樣髒。丁玲馬上意識到這是指她。讓她納悶的是，她的小說初稿只給周揚看過，別人都沒有看過。她懷疑是周揚給打的小報告。這件事後，丁玲與周揚的隔閡進一步加重了。

1949年6月第一屆文代會籌備期間，毛澤東曾徵求丁玲的意見，問她文藝界黨內誰掛帥為好，丁玲出於公心和周揚的社會威望，建議周揚掛帥。這說明，丁玲對周揚的工作能力和業績還是持肯定態度的。

建國後，周揚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不久又任*副部長。丁玲擔任《文藝報》主編。丁玲作為周揚的下級，在工作聯絡中，她發現周揚對同志有親疏之分，對那些與他有過意見分歧的同志，如馮雪峰、柯仲平、蕭三等人，態度冷淡，甚至懷有戒備。一次周揚到丁玲家來時，丁玲建議他應該團結有過意見的同志，不要讓他們總是怕犯錯誤被你抓住，心懷顧慮。周揚承認對有的老同志心存戒備，但並沒有主動去團結。丁玲還發現，平時周揚對丁玲主編的《文藝報》很少過問，可是一旦出了差錯，他不是雷厲風行地開會討論，就是四處宣揚。對此，丁玲十分反感。她認為周揚平時不動聲色，關鍵時刻突然猛刺一槍，讓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