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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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他研究明史。

1931年暑期，吳晗被錄取為清華大學史學系插班生，可是吳晗家庭生活拮据，無力資助他繼續讀書。胡適得知此種境況，就將吳晗寫的《胡應麟年譜》寄給清華大學校長翁文灝，建議校方給予吳晗工讀的機會。翁文灝旋即與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及史學系主任蔣廷黻協商，商定讓吳晗在歷史系整理清代檔案，每天工作兩個小時，這就解決了吳晗的學習費用。胡適對吳晗及時伸出援手，成就了一個青年學子的宏偉理想，也為我國史學界培養了一個史學新星。胡適對他給予了厚望，曾書寫了一副對聯送給他：“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勉勵吳晗，將自己“訓練”成“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只是後來隨著時局的變化，吳晗陷於極度苦悶之中，終於在滿目瘡痍的大後方，看清了中國的出路，思想發生轉變，走上了與胡適相反的道路，成為一位堅強的*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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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師生，也是同仁：胡適與廢名

廢名，原名馮文炳，湖北黃梅縣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同時開始文學創作。1929年在英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抗戰爆發後，回故鄉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回到母校擔任中文系教授。

胡適在北大三次任職期間，廢名恰好在北大讀書和教書。他們既是師生，也稱得上是北大同仁。廢名進入北大預科讀書時，就對胡適主編的《努力週報》產生了興趣。他將自己創作的一些新詩和短篇小說，投給《努力週報》。胡適很重視培養青年人，為廢名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由此，他們開始了書信往來，建立了師生之誼。1924年1月胡適在《讀書雜誌》上刊登籌辦《努力月刊》的預告，廢名見到這個“預告”，馬上給胡適寫信表示祝賀，並寄上一篇小說。遺憾的是，這份《努力月刊》沒有辦成，但胡適還是將廢名的小說推薦給陳源主編的《現代評論》發表了。

1931年年初，廢名得知胡適將被聘為北大文學院院長時，便於2月14日給胡適寫信，告訴胡適這幾年北大人事關係很複雜，不要接任此職。雖說胡適並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但對廢名的赤誠相勸，還是心存感激的。

儘管他們的個人關係很好，但是廢名在教學和學術見解上，卻與胡適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廢名在擔任北大國文系講師，講新詩課之初，曾經向胡適請教這門課怎麼講？胡適告訴他按著他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詩歌捲來講。可是廢名卻獨闢蹊徑，與老師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對於胡適很鍾愛的徐志摩，他卻棄之不講。但這並沒有因此而影響他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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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扶植與推薦：魯迅與周文

周文是在魯迅的關懷與培養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他本名何稻玉，筆名何谷天，四川滎經縣人，幼年喪父，中學沒有畢業就投筆從戎。後來他為了擺脫封建的包辦婚姻，隻身到外地尋求真理。幾經周折，他來到安徽，在教育廳找到個當文書的職位。在這裡他結識了葉以群，經葉以群介紹加入了安徽“左聯”。1932年葉以群到上海“左聯”擔任組織部長，周文也跟隨到上海擔任了“左聯”組織幹事。

周文到上海後，經常到內山書店看書，開始接觸到一些介紹*主義文藝理論書籍和世界名著，但這裡很多書都是日文版的，讀起來很困難。就與幾個文學愛好者共同請了一位日文教師學習日文。他們學習完一本日語基本教材之後，仍然感到不滿足。有一次周文到內山書店看書時，恰巧遇到魯迅先生。他就冒昧地向魯迅請教如何深入地學習日文之事。魯迅當即為他推薦了一本《志賀直哉集》，讓他邊讀邊學，並說：“讀完了再來。”魯迅的熱情指導對周文的鼓舞很大，他的日文閱讀水平也提高很快。

1933年春，周文根據魯迅倡導文藝大眾化的要求，將蘇聯文學名著《毀滅》、《鐵流》改編成大眾通俗讀本。這項改編提高了他的寫作技巧，也堅定了文學創作的信念。同年夏天，周文針對青年作家的創作困惑，請魯迅給大家講了如何把握創作題材與方法的問題。在魯迅的鼓勵下，周文根據他在軍隊的生活體驗創作了小說《雪地》，經魯迅推薦發表在《文學》雜誌上。1934年美國作家伊羅生編選中國小說《草鞋腳》時，魯迅特地推薦了周文的《雪地》。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和日本《改造》雜誌要求魯迅推薦十位青年作家和作品時，魯迅都將周文和他的作品《父子之間》列入其中。

周文在小說創作之餘，還喜歡寫些雜文。他每寫一篇就請魯迅給提提意見，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