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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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上的聲譽和地位，肯定蘇青的文學創作水平與價值。張愛玲此言，不僅在當時為廣受爭議的蘇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紀90年代後，因社會上興起“張愛玲熱”而連帶起人們對蘇青的關注。

蘇青與張愛玲在社會、婚姻、婦女、家庭等問題上的見解不悖，許多問題彼此很能理解，但兩人的創作風格與她倆的性格一樣大相徑庭。蘇青的寫作倒是符合“五四”以來重內容不重技巧的風尚，而張愛玲則十分注重技巧，並且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蘇青的作品暢銷的程度不在張愛玲之下，但藝術成就則略遜於張愛玲。

張愛玲與蘇青的私交不錯，曾有記者專門安排她兩人對談社會、家庭問題；張愛玲也提到曾陪蘇青到裁縫店裡去試大衣，蘇青的女兒還說蘇青與張愛玲兩人曾換穿衣服。但是張愛玲與蘇青終未好過與炎櫻的關係：胡蘭成在與張愛玲交往前，與蘇青交往比較密切。張愛玲與胡蘭成好上後，有天晚上到蘇青家去串門，撞見胡蘭成正在蘇青家裡，頗生醋意。

抗戰勝利後，張愛玲與蘇青兩人同因在淪陷區太過活躍、與日偽人員往來較多而受到社會的責難，可能是因為心境與環境的變化，就再未見她兩人的交往。

解放初期，張愛玲藉口到香港完成未竟的學業，離開大陸，後輾轉漂洋遠引，去了美國。直到終老，她的作品要在異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的願望也未能真正實現。晚年她選擇了深居簡出，遠離社會，拒“張迷”於千里之外，最終一人死在一所公寓裡。

蘇青兒女心腸重，不肯離開上海。飽受歷次政治運動的*，還曾入獄提籃橋。晚年貧病交加，吐血而死。

“爬翁”啟發他寫小說：魯迅與錢玄同

魯迅與錢玄同是浙江籍同鄉，一個是紹興人，一個是吳興人。他們都曾留學日本，只是魯迅早於錢玄同四年。1906年魯迅第二次到日本時，錢玄同剛剛來到日本留學。1908年，主持《民報》的章太炎，利用業餘時間開辦國學班，給留學生們講授中國的傳統文化。魯迅和錢玄同都拜章太炎為師，成了同窗好友，結下了志同道合的友誼。錢玄同性格活潑，他們在一起交談時，說到激動處，錢玄同總是在榻榻米上爬來爬去，因而魯迅給他取了個綽號叫“爬翁”，可見他們間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魯迅回國後於1912年到*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不久又被任命為*僉事。他每天很輕鬆地處理完公務之後，無事可幹。尤其是回到紹興會館的住處，更覺得心性寂寞。於是他就用抄錄古碑帖來打發時光。有一天，錢玄同來紹興會館來看望學友魯迅，見他正在抄錄碑帖，就問他：“你抄這些碑帖做什麼？”魯迅回答說：“不做什麼，消磨時間而已。”錢玄同當時剛剛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立時想到請魯迅給雜誌寫點東西，就說：“你給《新青年》寫點文章吧！”錢玄同的話引起了魯迅的思考，沉默了一會兒，魯迅突然說道：“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錢玄同突然感到魯迅在思索更深層次的問題，就說：“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這樣，在錢玄同的啟示下，魯迅創作了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由此而不可收，相繼發表了十幾篇小說，使得魯迅成為新文學的領袖。後來魯迅也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錢玄同與魯迅並肩戰鬥，發表了很多批判舊文化，倡導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們觀點一致，同仇敵愾，來往密切，意氣相投，成為攜手戰鬥的戰友。

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期間，魯迅在北大和北京女師大任教，與錢玄同成了同事。在反對章士釗、楊蔭榆和陳西瀅的鬥爭中，魯迅與錢玄同都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上籤了名，他們步調一致的友誼似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在“女師大風潮”過後，魯迅離開北平南下廈門，他們則不像同在北平時經常聯絡了。

1927年10月魯迅到上海定居後，專事文藝創作和革命文藝運動。魯迅的思想轉變引起了錢玄同的不滿，他們在思想上開始產生隔膜。1929年6月魯迅回北平探親時，在老師章太炎那裡遇到錢玄同。這時他們已經話不投機，意氣不投了。因為一句話兩人竟然當著老師的面爭得面紅耳赤。不久之後，錢玄同到孔德學校去，見到魯迅正在那裡。兩人見面，無話可談，都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