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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反對這樁婚事，還與父母斷絕了關係。
從1924年開始郭沫若帶著安娜和他們的子女，幾次往返於日本和中國上海、廣州、武漢等地，漂泊不定，時聚時散，直到1928年他們又回到日本。此後十年的亡命生涯中，郭沫若受到警方監視，無法從事文學創作，只得轉向歷史學、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研究。安娜與他相依為命，患難與共，毫不嫌棄他是受到日本警方監視的通緝犯。她努力為郭沫若創造的平和環境，也讓他得以在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績。
1937年“七七事變”後，郭沫若決心回國參加抗戰。7月25日凌晨，他告別了日本妻子安娜和還在沉睡中的五個孩子，冒著生命危險登上了駛向祖國的客輪。日本當局得知郭沫若出走的訊息後，惱羞成怒，立即搜查了郭沫若的住所，還逮捕了安娜，監禁一段時間後才釋放。當年，安娜兩次給郭沫若寫信，通報了在日本的遭遇。此後，雙方就中斷了聯絡。
新中國成立後，安娜帶著郭沫若的子女來到北京找郭沫若。周恩來將他們安排在大連，幾年後又移居上海。後來加入中國籍，享受副部級待遇，還曾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直到1994年8月15日病逝，終年10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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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了姐姐的“情”：郭沫若與於立群
郭沫若於立群夫婦與友人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郭沫若得到蔣介石的允許，回國參加抗戰。郭沫若隻身回到上海後，馬上參與到抗日宣傳工作中來。他與夏衍、阿英等人創辦《救亡日報》，還組織戰地服務團，動員文藝界人士參與宣傳鼓動和慰問工作。就在這項工作中郭沫若認識了青年演員黎明健。
郭沫若與黎明健第一次見面就覺得似曾相識，有種一見如故的感覺。仔細一問，原來黎明健本名叫於立群，她的姐姐於立忱，就是郭沫若在日本時過從甚密的朋友。這一下子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尤其當郭沫若從於立群手中接過於立忱思念自己的詩稿交給他時，忍不住雙手顫抖，激動不已。此後，郭沫若對於立群呵護有加，關懷備至。而於立群對這位姐姐的摯友，更是敬重與愛戴。
上海失陷後，於立群想到延安讀書，郭沫若勸告她取道香港到武漢，再由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協助到延安。於是於立群就與林林、鬱風等人結伴到了香港。第二天郭沫若也從上海到了香港。為了宣傳抗日，團結進步力量，郭沫若經過反覆思考，決定到廣州恢復出版《救亡日報》，並邀請於立群參與此項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他們的感情日漸加深，已經到了難離難捨的地步。1938年1月，郭沫若帶著於立群回到廣州，住在新亞酒樓，開始了同居生活。
1938年12月，郭沫若領導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進駐重慶，郭沫若和於立群也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1939年元旦，郭沫若與於立群舉行了隆重的婚禮。於立群被稱為郭沫若的“抗戰夫人”，在1978年郭沫若病逝八個月後自縊身亡。
顛沛流離的戀情：郭沫若與安琳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身為宣傳委員會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隨軍南下，有一天行進到廣東汕頭附近時，實在太累了，就想坐下休息一會兒。這時，他身邊一個穿著藍軍裝的女戰士，就衝著他低聲地唱起了《國際歌》。郭沫若打趣地指著她說：“你呀，你呀，真調皮！”
這個調皮的戰士就是安琳，本名彭漪蘭，安徽蕪湖人。她父母都曾留學日本，她本人也通曉日語。1926年郭沫若在廣東中山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時，安琳正在中大文科學院讀書。她非常崇拜郭沫若的才華，也很喜歡聽他的講課。北伐開始時，安琳也參加了北伐軍。1926年10月，安琳隨部隊來到武漢，意外地邂逅了她的老師，覺得分外親切。這時的郭沫若擔任著北伐軍政治部的副主任，就調安琳到政治部工作。北伐革命失敗後，她跟隨郭沫若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這次南下撤退途中，安琳始終與郭沫若同行，細緻周到地照顧著這位首長和恩師。
途中，郭沫若患了痢疾，安琳到處為他尋醫問藥，為他熬草藥服用，照顧得無微不至，郭沫若非常感動。南下途中，他們歷經艱險，相互攙扶，同舟共濟，使得他們的感情融匯在一起，成為患難中的知己。在汕頭附近的鹽酸寮，郭沫若一行人遭到土匪圍攻，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得以脫險。在休整和等待船隻期間，郭沫若與安琳在一座側樓裡生活了十天。後來他們搭上一艘貨輪來到香港。他們在香港又共同生活了一段時日，於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帶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