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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坐位上站起來一個豐滿的女士，問道：“你說的討論，包括教皇嗎？”
“當然，儘管這種討論並非一定要透過個人商討的途徑。我們並沒暗示說教皇或者羅馬教會需要接受教育。我們只是說，有討論的餘地。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梵蒂岡正在考慮指派一個研究小組。”
一個年歲較大、頭髮正在變得灰白的高個子女士在靠近禮堂後面的坐位上站起來說：“我叫威爾瑪·布蘭查德，是《科學評論》雜誌的記者。我想問，你是不是預想到或者看到了技術突破的必要性？”
“技術突破永遠是受歡迎的，譬如完善男性避孕藥。但我們不能等，何況，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現在需要的是意志。”
一個肩膀寬闊、頭髮金黃的男子從第三排坐位上站起來說：“我叫布魯斯·肯普貝爾，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工作。我的問題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然後你希望怎樣去對付它？”
“《聖經》命令我們多產多育，不斷繁衍，使這個地球到處住滿人，以便把它征服。不管你相信《聖經》是真的，還是達爾文是正確的，或者兩者都相信，人類生存過程中，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他們作為種類或者部落或者家族的生存，取決於自身的高比例繁殖。當地球上擠滿了人，當地球被人類征服之後，這種為人類生存起了那麼長時間作用的繁衍現在給我們帶來了麻煩。科學幫助人類降低了死亡率；科學還為人類提供了降低出生率的方法。早在60年代時期，國家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做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要麼是世界人口出生率降下來，要麼是世界人口死亡率重新上升。’關於這個結論，我們是怎樣想的呢？沒有什麼輕鬆的解決方法；事實上，唯一的解決方法是由個人做出選擇，不讓本能控制自己，而要讓理智指揮自己。而要做到這一點，意味著教育必不可少。”
那個原先提過問題的豐滿女士又一次從前排坐位上向弗蘭克林提問：“那是不是說，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了？”
弗蘭克林沉著冷靜地回答說：“這意味著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很大。任何時候，當我們必須說服人類中的大多數人理智地行事時，我們必須對困難、灰心喪氣、失望和失敗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困難而放棄努力，因為放棄努力等於死亡。”
那位女士似乎沒在聽弗蘭克林講話似的，繼續問道：“你剛才說的話是不是表示，你不同意印度政府的強迫絕育政策，也不同意中國政府的監督和施加社會壓力的方法？”
“不同的文化傳統也許需要不同的方法，”弗蘭克林回答說，“我不清楚強迫絕育是不是曾經是印度的官方政策，如果是的話，我不清楚它能否為人口控制提供最終的解決方法。同樣的道理，我也不能確信，中國的計劃生育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最終的解決方法。我知道，印度和中國的方法在這個國家和大多數其他國家行不通，因為我們傳統上強調個人自由。我相當確信的一點是，從長遠來看，個人責任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至於怎樣為個人提供必要的資訊，幫助他們做出這樣一個負責任的決定，以及怎樣為人們提供實施這一決定的手段，每個國家都因文化差異而採取不同的做法。但是，每種文化首先必須把限制家庭人數的必要性看做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然，沒有什麼方法會奏效。壓制最終將失效，而社會對人類本能的壓制只會導致壓制人類本能的社會的毀滅。”
這時，一個坐在第五排的矮胖男士站起來說：“我叫哈里·豪珀，是合眾社的記者。我想問你，這樣說是不是正確，即人口過剩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如果確實如此的話，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你們對那些早已不再多生孩子的人進行教育宣傳，不是在浪費精力嗎？”
“就人口控制而言，你是對的。發達國家已經達到了人口零增長的目標，甚至還低於零增長。一些斯堪的那維亞國家對他們人口生育下降之大深表擔憂，害怕他們的國家面臨絕種消亡的危險。現在的事實是，人口增長得到有效控制的那些地方，都是些已經取得高水平生活標準的工業化國家。為此，一些觀察家做出了這樣的推斷：取得人口增長下降的唯一方法，是設法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當人們的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每個人都會認識到，儘管大家庭在農業社會里有用處，但在工業化的社會里，它將是一個經濟上的不利因素。應該說，在世界範圍內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是一個值得為之努力的目標，但我們認為，在這方面繼續努力的同時，我們不能無所事事，坐等它來產生所需的效果。”
一群記者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