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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煤礦公司是一家官商合辦企業,葉恭綽任董事長,丁文江任總經理。他苦心經營了5年,業績不壞,由日產煤數十噸,最後發展到日產2000噸。那5年間,他穿行於京、津、沈之間。因工作關係他認識了張學良等東北政要,他對奉系軍閥的黑暗有較深的瞭解,深惡痛絕。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識分子,他對公共事務、現實政治都懷有莫大的興致與熱情。在“下海”的5年裡,他間或“上岸”,與胡適、蔣夢麟一些朋友談談政治,辦辦報紙;研究民國軍事,心儀軍事教育,還挑起了影響深遠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限於篇幅,此處只談丁文江的政治情結。他對政治的興趣,用李濟的話說是“完全被動的”。一次閒聊時,李濟說到一件科學計劃因受政治的影響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們老問我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北票公司期間,老友董顯光見他研究中國500年來宰相的籍貫,不理解,勸他何不用此時間去找金礦。丁文江說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質,如果我找到金礦銀礦,而不瞭解人事問題,那金銀仍將被偷盜以去,弄得更糟。”那時,因辦礦工作需要,他接觸不少奉系軍閥要人,深知內幕之醜之黑。他憂慮奉系軍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會使中國政治變得“更無法紀,更*,更黑暗。”為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懷所驅使,他說服決心“20年不談政治”的胡適,與蔣夢麟、陶孟和等辦《努力週報》,在報上刊登由他參與具名,有蔡元培、胡適、李大釗、梁漱溟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俗稱“好政府宣言”),公開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項基本原則:“憲政的”、“公開的”、“有計劃的”。“九·一八”事變後,為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和人格尊嚴,他們又創辦了《獨立評論》,丁文江是寫稿最多、最賣力的一個。他認為:“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一生為人詬病的是與軍閥孫傳芳合作,當了8個月的“淞滬總辦”。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機會就幹”。在此期間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與魄力,確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規劃了一個“大上海”的藍圖。興利除弊,統一行政,統一財政,改良公共衛生事業;禁菸,追查劣豪,整理官產等等,為老百姓辦了不少實事。更重要的是他從外國人手中為國家爭回了許多重大權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最為輝煌。在談判桌上對原則問題丁文江寸步不讓,在技術細節上靈活、變通。他能夠“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讓外國人交出這些權利。丁文江當時與孫傳芳合作,寄希望孫傳芳能統一中國,改變軍閥割據局面,認真做事,認真做人,造福於人民。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孫傳芳後來出於己利,認敵為友,揹著丁文江又與奉系合作。一切美好的願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這一段歷史,成為丁文江抹不去的汙點,連他的至友們都不寬容。倒是傅斯年比較客觀,他認為丁文江“是藉機會為國家辦事的,本不是和孫傳芳結黨的。批評他的人,要先評評他所辦的事”;又說丁文江是一個“頂好的官僚,而絕不是一個政治家”。 。。
天下你我應識君——丁文江這個人(4)
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學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做淞滬總辦一上任他即公開表示:“我敢說我對於淞滬市政,沒有絲毫私人利害夾在裡面,……我來擔任這個職務,決不想弄一筆錢,買一所房子享清閒福氣。”丁文江勤政,他每日要處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牘”;有關商埠計劃、會審公案他都親手料理。連查處毒品,他都與警廳廳長一道去現場督察。他利用早餐時間看報,飯未畢,司機已在樓下打火待發了。任內,親戚、朋友託請謀職者煩不勝煩,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勢力,二不願任人唯親,打發的方法只有一個——“送錢”。加之家剛由津遷滬,經濟上捉襟見肘,沒辦法時便顏打電報給胡適,請他代為催討英國庚款委員的津貼。丁文江廉政,“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汙。他所謂的‘貪汙’,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1931年國家資源委員會送他每月100元,他拿來分給幾個青年編地理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