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景

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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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煤礦公司是一家官商合辦企業，葉恭綽任董事長，丁文江任總經理。他苦心經營了5年，業績不壞，由日產煤數十噸，最後發展到日產2000噸。那5年間，他穿行於京、津、沈之間。因工作關係他認識了張學良等東北政要，他對奉系軍閥的黑暗有較深的瞭解，深惡痛絕。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識分子，他對公共事務、現實政治都懷有莫大的興致與熱情。在“下海”的5年裡，他間或“上岸”，與胡適、蔣夢麟一些朋友談談政治，辦辦報紙；研究民國軍事，心儀軍事教育，還挑起了影響深遠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限於篇幅，此處只談丁文江的政治情結。他對政治的興趣，用李濟的話說是“完全被動的”。一次閒聊時，李濟說到一件科學計劃因受政治的影響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們老問我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北票公司期間，老友董顯光見他研究中國500年來宰相的籍貫，不理解，勸他何不用此時間去找金礦。丁文江說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質，如果我找到金礦銀礦，而不瞭解人事問題，那金銀仍將被偷盜以去，弄得更糟。”那時，因辦礦工作需要，他接觸不少奉系軍閥要人，深知內幕之醜之黑。他憂慮奉系軍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會使中國政治變得“更無法紀，更*，更黑暗。”為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懷所驅使，他說服決心“20年不談政治”的胡適，與蔣夢麟、陶孟和等辦《努力週報》，在報上刊登由他參與具名，有蔡元培、胡適、李大釗、梁漱溟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俗稱“好政府宣言”），公開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項基本原則：“憲政的”、“公開的”、“有計劃的”。“九·一八”事變後，為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和人格尊嚴，他們又創辦了《獨立評論》，丁文江是寫稿最多、最賣力的一個。他認為：“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一生為人詬病的是與軍閥孫傳芳合作，當了8個月的“淞滬總辦”。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機會就幹”。在此期間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與魄力，確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規劃了一個“大上海”的藍圖。興利除弊，統一行政，統一財政，改良公共衛生事業；禁菸，追查劣豪，整理官產等等，為老百姓辦了不少實事。更重要的是他從外國人手中為國家爭回了許多重大權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最為輝煌。在談判桌上對原則問題丁文江寸步不讓，在技術細節上靈活、變通。他能夠“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讓外國人交出這些權利。丁文江當時與孫傳芳合作，寄希望孫傳芳能統一中國，改變軍閥割據局面，認真做事，認真做人，造福於人民。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孫傳芳後來出於己利，認敵為友，揹著丁文江又與奉系合作。一切美好的願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這一段歷史，成為丁文江抹不去的汙點，連他的至友們都不寬容。倒是傅斯年比較客觀，他認為丁文江“是藉機會為國家辦事的，本不是和孫傳芳結黨的。批評他的人，要先評評他所辦的事”；又說丁文江是一個“頂好的官僚，而絕不是一個政治家”。　。。

天下你我應識君——丁文江這個人（4）

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學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做淞滬總辦一上任他即公開表示：“我敢說我對於淞滬市政，沒有絲毫私人利害夾在裡面，……我來擔任這個職務，決不想弄一筆錢，買一所房子享清閒福氣。”丁文江勤政，他每日要處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牘”；有關商埠計劃、會審公案他都親手料理。連查處毒品，他都與警廳廳長一道去現場督察。他利用早餐時間看報，飯未畢，司機已在樓下打火待發了。任內，親戚、朋友託請謀職者煩不勝煩，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勢力，二不願任人唯親，打發的方法只有一個——“送錢”。加之家剛由津遷滬，經濟上捉襟見肘，沒辦法時便顏打電報給胡適，請他代為催討英國庚款委員的津貼。丁文江廉政，“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汙。他所謂的‘貪汙’，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1931年國家資源委員會送他每月100元，他拿來分給幾個青年編地理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