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家事與情事

第14部分 (第2/4頁)

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芻議》最後十分溫和、十分謙虛地說：“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謂之‘芻議’，猶雲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

這篇論文還刊登在胡適任總編輯的《留美學生季報》上。

胡適鑑於筆戰的教訓，小心謹慎起來，不敢正面提“文學革命”，而改用“文學改良”的稱法。但是陳獨秀不然。他不僅完全贊同胡適在《芻議》中改良“八不主義”，進而提出革命“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是他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這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著名論文，是跟蹤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觀點，緊隨發表在下一期《新青年》2卷6號上。陳獨秀旗幟鮮明地直白——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打出“文學革命”大旗後，“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討論之餘地；必已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語）。退路沒有了，必得背水一戰！胡適被逼上梁山。他感慨地說：“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

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完充滿（筆戰）硝煙，也最有成效的1916年和1917年新春。還有，他和異國女友、中國留學生才女的感情春秋。但是他並沒有完全荒廢自己的博士學業，1916年8月開始，撰寫他的博士論文，至翌年4月底，歷時9個月完成，中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當然論文是用英文寫的，英文題《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　in　Ancient　China》，約9萬字。

1917年5月22日，胡適參加博士學位最後考試。5月27日的日記中追記道——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主試者有六人：

Professor　John　Dewey

Professor　D，S，Miller

Professor　W，P，Montague

Professor　W，T，Bush

Professor　Ferderich　Hirth

Dr，W，F，Cooley

此次為口試，計時二時半。

吾之“初試”（按：即獲得博士候選資格考試）在前年（按：應是1916年）十一月，凡筆試之六時（二日），口試三時。七年留學生活，於此作一結束。故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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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色佳？紐約，筆戰逼上梁山，撥出“文學革命”口號（5）

杜威教授參加了主試，但6位哥大資深教授主試官中，只有漢學教授夏德先生懂漢文（胡適副修夏德漢學“丁龍講座”，師生關係十分融洽），他們實在無法理解中國典籍的深邃，漢學上或許到不了胡適這位博士生論文的水平。但根據美國博士學位制度，博士論文答辯之後，須按主試官提出的意見進行修改定稿，尚須交100冊副本備檔，手續齊全後，才可以參加博士銜授予儀式。胡適當年沒有時間等著戴博士帽，因為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早就相中了這位尚沒謀面的“千里馬”了。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按：系“北大校長”之誤）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均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他處有約者倘無深交，可不必應之。中國社會可與共事之人，實不易得。恃在神交頗契，故率直陳之。

陳獨秀這封信，是他1916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學長後，立刻代表蔡元培校長寫去給胡適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是1月1日。信寫得如此誠摯、懇切、坦率，既便隔著浩瀚的太平洋，這兩位“神交頗契”的朋